馬可孛羅的中亞足跡

歐洲的現代化約於1500年啟動,之後全球貿易轉向海運,中亞的陸上絲路便被淘汰,沿路名城風采不再、且迅速凋零,漸成軍閥盤踞之地,在美蘇冷戰期間更成棄嬰,與外界消息隔絕超過半個世紀。

近年,中亞和新彊(古時稱西域)是香港人的旅遊新時尚,「鴨仔團」數目不斷上升,這可能有一帶一路的因素,但更大可能是這一兩代港人,被小說家(吳承恩、金庸、鄭丰等)生花妙筆所引發之遐想,或受到唐代詩人的呼喚。中亞是陸上絲路必經之地,是古代國貨出口的第二中轉站(首站是西域),但它亦是個歷史孤兒。雖自古希臘時代起,中亞已進入歐洲人的視野、且是亞歷山大帝曾征服之地,但無論是何處的史料,包括中亞各國自己的、中國、阿拉伯或歐洲的,皆不甚完備。

近代的中亞,經沙俄和蘇聯的長期蹂躪後,至今仍是政局不太穩定的地方,它現時眾多的「斯坦」國家(此「stan」乃古波斯語「之地/聚居地」之意),皆被不少國際機構評為極權和極度輕視人權的國家。筆者近期看過一些電視旅遊雜誌節目,歐裔旅客的中亞「自由行」應是可行的,但似乎交通食宿仍要額外小心安排,不甚方便之處尚多,為安全計,難怪「鴨仔團」仍是華裔旅客的首選,筆者不少親友便曾有此經驗。

誠然,西域對中原人來講,是一個極神祕的地方,而再往西去的中亞更然。在西域與中亞之間,有一幢比萬里長城更堅壁的山脈長城,這是中華次大陸的西緣屏障(它與南緣喜馬拉雅山脈、和西北角天山山脈合組成一天然長城),當中只有幾個險要的山腰隘口可通,至今亦然,最常用和最大的,便是絲路上的蔥嶺(Pamirs,亦稱帕米爾高原或「世界屋脊」,圖中之8)隘口。

孛羅家人訪華舊日的足跡。(作者提供)
孛羅家人訪華舊日的足跡。(作者提供)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翻越此天然長城入侵中國便從未試過,而中國的軍隊,亦只曾越過它西進兩三次,著名的有漢朝的「大宛之戰」(即為汗血馬/天馬之戰)和唐朝與阿拉伯帝國交鋒的「怛羅斯戰役」。大宛(即今之 Fergana)和怛羅斯河(Talas River),均位於蔥嶺隘口以西不遠之處,在撒馬爾罕(Samarkand,圖中之7a)與喀什之間一段絲路的北面。成吉思汗西征時是蒙古國軍,元朝尚未成立,不算是中國軍隊,而他的行軍路線主要在絲路以北、在西伯利亞凍土區內的古道。當然,非軍事的蔥嶺過關者便不可勝數,如往來頻繁的使團和商團,而來訪者的數目,則遠遠超過出使者(張騫、蘇武、各朝使節等),亦有極小量的中國商旅和僧侶(法顯、玄奘)經此絲路出國。

馬可孛羅訪華 受忽必烈信任

《馬可孛羅遊記》是歐洲最早出現的中國遊記,風行中古幾個世紀,是當代少有的暢銷書,且有各種歐語譯本,是當年歐洲人對中國浪漫式嚮往的明證,後更影響到哥倫布的橫渡大西洋之壯舉。遊記作者馬可孛羅(Marco Polo,1254-1324,亦有譯作博羅或波羅)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人,當年是威尼斯共治國(Republic of Venice)和蒙古帝國的鼎盛期,而威蒙兩國於1221年便簽有貿易協定,威人可循絲路往元中國通商。

海陸兩絲路早在漢朝已開通。陸路在唐朝時大盛,但在之後的唐末內戰、和整個宋朝期間,多個北方邊族政權盤踞下路障重重,幾近中斷達三個半世紀,到了成吉思汗死後20多年的1250年左右,在蒙古帝國治下,整條由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陸上絲路,才又再恢復暢通無阻。海上絲路雖已打開,但沿途海盜猖獗、颱風頻仍,中國人和歐人皆視為畏途,此海路長期由阿拉伯人把持,它更是當年伊斯蘭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是《天方夜譚》中多個故事的場景,中國的西向海上貿易,全賴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人的接力。

馬可孛羅的家人二度訪華,首次只有他的長輩兄弟二人(兄Niccolò、弟Maffeo),是隨同一蒙古汗國使團去北京朝見元世祖忽必烈。當時孛羅兄弟已將他們的家族生意(專長珠寶業並兼營其他貿易,而中亞和西域便是寶石的重要產區),由威尼斯逐步向東擴展,先至君士坦丁堡,然後是西亞、中亞,在絲路大站布哈拉市(Bukhara,地圖中之7b)營商多年,並在該市遇上蒙汗國使團。他們用了兩年的時間,行經撒馬爾罕、蔥嶺、北絲路的喀什、吐魯番、哈密、敦煌、河西走廊,然後經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北,於1266年間到達北京。長期生活在突厥方言地區的孛羅兄弟,此際已有與蒙古人交談的能力,遂受到忽必烈的款待。

馬可孛羅活到70歲,晚年是在名成利就下渡過的。(Wikipedia Commons)
馬可孛羅活到70歲,晚年是在名成利就下渡過的。(Wikipedia Commons)

在居華一年後,忽必烈派遣孛羅兄弟以蒙古使者身份返回歐洲,送遞一封公函給羅馬天主教教宗,邀請他派人到中國傳道。其實在之前的20年間,已有五個歐洲使團訪問蒙古帝國,其中四個代表天主教教宗、一個代表法國國王,最早一個是1246年的教宗使團,到訪蒙都和林(哈拉和林,Karakorum),時距蒙古兵臨歐洲城下只五年(1241年打到維也納門口、西南近郊僅40公里之處),此時教宗欲透過外交途徑,化解蒙古人再來犯的危機。

孛羅兄弟返回意大利後兩年,才獲新上任的教宗委派,帶同一封回函、一些書籍文件、兩名教士和17歲的馬可(Niccolò的兒子),一行五人於1271年由威尼斯出發回訪元中國。這個小型使團先往耶路撒冷一轉,取得忽必烈要求的「聖油」,然後經忽魯謨斯(Hormuz/Ormuz,位於波斯灣入口)北上撒馬爾罕,再沿前次的大約途徑往中國。途中兩名教士因事離團,孛羅三人於1274年到達北京。

據馬可自述,他們在華的17年間,深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派往全國各地和鄰近的蒙古帝國屬地「公幹」。1291年,年屆六旬的孛羅兄弟(馬可亦已37歲)獲忽必烈的許可,由泉州啟程經印度洋海路歸國(此亦是百多年後鄭和的相同海路),兼隨團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Kököchin)到伊兒汗國成親,在該國的主要港口忽魯謨斯謁見大汗後,然後繼續上路,輾轉於1295年返抵威尼斯。

遊記讚美中國 堅持內容真實

馬可歸家後僅一年,便參予了威尼斯與熱那亞(Genoa)的海戰。當時,意大利尚未立國,「長靴半島」上的城邦國家林立,如威熱兩國,他們之間的大小爭鬥無日無之。威熱此際便是為了爭奪亞洲貿易的主導權,持續百多年間打個你死我活。是次海戰,馬可不幸被俘,被囚在熱城岸邊的政府大樓內,期間寫下《馬可孛羅遊記》,是經他口述、由另一位同囚戰犯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意大利另一城邦國家比薩城人)代筆用古法文寫成。魯氏是位職業作家,擅長寫當代極流行的騎士浪漫小說(相當於華文的武俠小說),馬可邀他代筆,實明智之舉。

馬遊記用混合第一和第三身的敍事角度去寫,生動地詳述馬可在西亞、中亞、東亞尤其是在中國生活之所見所聞,是屬於通俗性的大眾娛樂讀物,亦可用作當代的旅遊/公幹導遊指南,因書中記錄了沿途各地的生活細節、景觀物料、以至是旅遊所需的資料。馬可對中國當時的繁榮,對比歐洲的落後,書中常有驚嘆和讚美之詞,而鑑於魯氏的言情小說寫作手法,書中亦包含不少渲染失實的成分,結果遭學者700多年來的多方指摘。

馬可在家人付了贖金後獲釋,返回威尼斯成家立室,並開始打理家族生意。遊記在馬可出獄後不久發表。終其餘生,他再沒有訪華,但有可能是一些旅華商團的合資者,他活到70歲(1324年),在遊記出版後24年,晚年是在名成利就下渡過的。臨終前,有人勸他在死前的聖禮(last rites)中,向上帝懺悔遊記中的謊言,馬可不但堅持書的真實性,更指出他只寫下一半的見聞!

中亞宗教曾百花齊放

撒馬爾罕、布哈拉、巴爾赫、與忽魯謨斯(圖中的中亞部分),是馬可孛羅曾到訪過的中亞城市,現今這些都是伊斯蘭地區,但在馬可年代和更早,卻是百花齊放、宗教自由的地方。蒙古人本身沒有特別信仰,對各宗教持開放態度,而景教(Nestorianism,即天主教早期的一大分支)便曾是幾個蒙古大部落的主流信仰,教徒中包括眾多蒙古貴族(如忽必烈的母親)和眾多蒙元高層的色目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元朝是一個高潮,色目人的基督徒小社區遍布大江南北,當中便有馬可孛羅的鄉里意大利人。言則色目人在元中國時只屬少數,而基督徒更是少數中之少數,所以在全國人口比例中,仍是非常少的。

巴爾赫(在今阿富汗北、圖中之7b,古波斯重要城市)曾是祆教的一個基地,亦是後來佛教傳華的中轉站。祆教(Zoroastrianism,亦稱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此「祆」不同「祅」)的原始模式,可能是人類歷史最早的單神論宗教,它的奠基人是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Zoroaster),不少學者認為他在公元前583年歿,並葬於巴城,尼采有借用他名的書作。祆教是古波斯帝國的國教,在伊斯蘭未入侵前盛行近千年,是西亞和中亞最具影響力的宗教,亦有傳華,香港現今仍有它的教廟和墓園。佛教先北傳阿富汗,然後再由該地佛僧於東漢時傳華,而後來的法顯(337-422)和唐三藏(602-664)法師西遊取經,亦是經西域、蔥嶺、先到阿富汗的巴爾赫地區,然後再南行往印度的。

撒馬爾罕的「舒爾多爾」伊斯蘭神學院。(Wikipedia Commons)
撒馬爾罕的「舒爾多爾」伊斯蘭神學院。(Wikipedia Commons)

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是現今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現中亞人口最多國家,約有3300萬人,它是前蘇聯附庸國)的主要城市,是絲路上離開中國後首兩個大站,亦是中古時整個中亞的政經、宗教和文化中心。二者皆是幾千年的古城,曾隸屬古波斯大流士(Darius I)帝國、亞歷山大(Alexander)帝國、安息(Parthia)、貴霜(Kushan)、薩珊(Sasanid)等王朝,亦曾一度是漢唐兩朝的藩屬。到了孛羅年代之前,撒馬爾罕是花剌子模國(Khwarezmia,1077-1231)的國都,而花國便是成吉思汗首次西征中亞要拔的頭籌,是他帝國大業的踏腳石。在中亞現時的東亞人口當中,韓裔(高麗)人最多,而烏茲別克的約20萬韓裔人,是中亞國家中最多的,比俄國的還要多少許,難怪華人旅客常被誤當韓人。

蒙古帝國瓦解後,帖木兒(Tamerlane,1336-1405,乃朱元璋同期人物)東征西討,在蒙國舊土上建成帖木兒帝國(Timurid Empire,1370-1507),更自詡為「成吉思汗第二」。他把撒馬爾罕回復國都地位,更把各征服地的學士、工匠和藝人大批遷至,並大興土木,把它塑造成中亞最大的都會,至今仍保留有不少「世界遺產」級的古建築,包括他的王陵、多座規模宏偉的清真寺和伊斯蘭神學院等。不少學者認為,中亞的宗教清洗、蛻變成純伊斯蘭地區至今,是拜帖木兒王朝所賜。在撒市的古中國訪客中,既有佛教的法顯、玄奘,亦有道教的丘處機(1148-1227,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有記載)。

陸上絲路被淘汰 現成懷古好去處

有「博物館城市」美譽的布哈拉(圖中之6a),位於撒市西行約250公里,它比撒市更古老和擁有更多「世界遺產」級的古建築(現存140多個古跡),在晚唐和唐末內戰期間,它是僅次於巴格達的全球伊斯蘭學術中心。布市亦是鄭和的祖籍,他的遠祖是布哈拉地區波斯裔軍閥貴族,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國時,帶領家族歸順並世代效忠蒙元。鄭和的六世祖名叫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Sayyed Ajall Sams al-Din Omar Bokari,又名烏馬兒),是元朝高官,元史(卷125)有他的傳記。

相對上述三大中亞古城,忽魯謨斯是「後生仔」(於公元10世紀才建立,圖中之6b),但它在國際政經舞臺上的影響力,至今仍舉足輕重。它是海上絲路西端大站,貨物可在此上岸,再經陸路輾轉貿易至中東、東歐、然後才到西歐(多重轉手費用驚人),亦可經波斯灣或紅海北上,航運至中東上岸後才散貨。馬可孛羅曾二度訪此,而忽市在鄭和時期,更是帖木兒帝國的主要港口,它曾是鄭和艦隊四度(第四至第七次出洋)必訪之地,是化解當年帖明可能大戰的重要外交手段(筆者另有專文詳論這段明初歷史)。

踏入「航海地理大探索」年代(約1500年起),忽魯謨斯便成為歐洲帝國主義侵略的前哨站,於1515年成為葡萄牙的附庸,百多年後才被波斯薩菲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奪回。石油在波斯灣沿岸各地開發後(1908年在伊朗開始),忽魯謨斯海峽(Strait of Hormuz)便成中東石油航運出口的咽喉,是東西方石油用戶大國的戰略要塞,至今仍是美國無敵艦隊巡弋之水域。

歐洲的現代化約於1500年啟動,之後全球貿易轉向海運,中亞的陸上絲路便被淘汰,沿路名城風采不再、且迅速凋零,漸成軍閥盤踞之地,在美蘇冷戰期間更成棄嬰,與外界消息隔絕超過半個世紀。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地回復軍閥強人當政,一帶一路在此大環境下經營,實不易為。但作為對華的能源(主要是天然氣)供應商,中亞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商人到此落後地區發展部署,甚有翻版當年港人北上開荒之豪舉。而作為旅遊尋幽的新去處、探索遺忘歷史舊日的足跡,中亞實有莫大的吸引力。

馮應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