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年來中國和香港天翻地覆慨而慷，內外世界大不同。歷史為香港學增添新的內容，對香港學提出新的挑戰和要求，賦予香港學新的使命，但內地香港的社會、政商界和學術界對新的香港學的自覺認識，一如對舊的香港學，遠遠不足。
80年代中初期，內地的改革開放剛開始，內地的香港學主要是從實際的社會運作看香港，非常功能性、技術性和工具性。那時中國內地的官方和半官方閱讀香港的視角和取向，一如現在《大國崛起》閱讀西方500年來九國崛起，限於經濟、行政、金融、財政、社會狀態和城市管理等，而且是應用性、功能性、技術性和工具性的，不出百多年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
香港為內地提供了發展方向
這樣禁區處處的、有限的香港學，80年代已足以為一國兩制和初期對港政策提供急就章的知識基礎，也為開放改革提供了一線光明、一座座標、方向和標準。蘇聯同期要經濟改革，不辨方向，非常羡慕中國有一個北斗星般的香港。
中國迄今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成果，比不上日本和的南韓所取得；對西方文化和世界的理解和心態，也比不上19世紀中的日本和20世紀末的南韓。香港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被放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座標，擱置恥辱，默默在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正軌上，用英國17至19世紀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和初級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座標和標準，把東方的人文、人才和文化資源加工改造和重新設訂（re-configuration），轉化為商品，和全世界買賣和競爭。
介乎中西的現代座標和體制 成就香港明珠出現
香港由開埠第一天開始，就走直路，免走中國內地和東亞其他地方的大起大落和冤枉路。香港以西方的座標和體制轉化東方的農牧社會資源，在正確方向上不斷累積、淘汰和提升，創出幾重奇跡：
香港上到世界最前列，基建運輸通訊、輕工業、商貿金融分期成為世界網絡的樞紐之一，是世界最高層的主體的組成部份；可以在國際上佔一席位，和人平起平坐；
香港內部結合中國農牧封建社會、文化和歷史及西方的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和工業社會、文化和歷史，混成「具香特色」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可能是人類文化交流、衝突和融匯史上長久、完整和成功的個案；
香港在20世紀6、70年代之前的經濟、政治、統治的結構、形態和方式，停留在17至19世紀；67年因受內地文革影響而出現的左派爆動，壞事變好事，迫香港局都現代化，7、80年代逹到黃金期，經濟、政治、法治、廉政體制混合中西，各體制有機配套，形成具香港特色的類現代香港多重體制（multi-institution）；
香港保留的英國失傳的18、19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一些精神和原理、座標和標準，結合東方傳統和現實，20世紀「獨善其身」，下半頁的亞當·史密自由經濟的「活化石」復活，成為世界主流，通過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貿（WTO），成為全球貿易和經濟自由化的樣板。
應由文明史角度看香港成就
70年代末內地文革結束，摸索進入改革開放，中國全民面對幾十年的結構性難題和千百年的中西文化險灘，鄧小平領隊，摸着石頭過河。走向汪洋大海的驚濤駭浪，不知危機在什麼地方，怎樣打來，刮多久，要付出什麼代價，可以到什麼「彼岸」。
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以至廣東和福建的改革執行者和一大群香港學研究者，遇到疑難和阻力便看香港，遇到對改革開放的狙擊和反撲，便拿香港的回歸（後來是台灣的統一）作擋箭牌，說這些離經叛道、數典忘宗、向敵人投降的改革開放政策，是為香港回歸（後來是台灣統一）服務的，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必由之路，佔少數的改革者和大多數的庶民百姓，憑直覺相信「道路崎嶇曲折、前途無限光明」。
從正面和反面看，沒有香港就沒有開放改革。香港在中國歷史框架中創出第五個奇跡──一個中國人在外人治下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試驗場，無意間走上歷史正確、平順的路，並引入內地，為中國人指示一條走向世界的路向；香港十足一種跨越香港和內地的「文明變壓站」，幾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儼如一種新的「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原型。
香港創出的五個奇跡的歷史意義，是把壞事變好事，獨樹一幟回應鴉片戰爭後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但十多20年來在香港和中國最需要重溫、肯定和體現些歷史意義的時候，完全為世所忘。
百多年來，只有19世紀的鄭觀應、洪仁玕和孫中山中等時代先行者，給予「香港現象」應份的定位和定性。香港對中國的貢獻，是有秩進出五四的「文化和身份的改造、解構和重構」議程和課題，能中國200年所不能，為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民族添新內容，再造大中華文化身份和中華魂。20世紀，不論是時代先行者或時代落伍者，都沒有人探索香港的文化生命的基因圖譜，絕少有人在人類千年的文明史上看香港。
香港學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