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挑釁殺人」，相信許多市民都不會陌生。香港法庭審訊涉嫌謀殺案，最後很重要的一環，是法官指引陪審團，考慮是否接納被告是在遭受挑釁下、被激怒以致失去控制而殺人。如接納，則被告有機會從謀殺罪改判為誤殺罪。「由挑釁導致的衝動殺人行為」（provocation）（以下簡稱「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抗辯理由（partial defence），在普通法中存在已有超過300年之久，但很多人不了解，在具體執行中，這原則常常伴隨落後的性別意識，讓裁決結果有可能出現偏袒男性的情況，所以新西蘭等國家早已廢除「挑釁殺人」作為抗辯理由。
魔鬼細節一：「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抗辯理由，容易讓被告將憤怒作家庭暴力的藉口
曾經震驚香港，於2015發生的「上水水泥藏屍案」，34歲的郭威成扼死同居女友，將屍體放於行李箱內，並以水泥埋於樹下。郭威成稱他當時失業，被女友指責無用，案發當日，他指責被害者與鄰居有染，二人爭執下出手。案件於2017年開庭，陪審團接納被告因受挑釁而殺人，最終法庭判被告誤殺罪加非法埋葬罪，監禁13年。潘敏琦法官在判詞中直言被告的行為「冷血和不人道」（cold-blooded and dehumanising）。（HCCC 473/2015）
這是一宗典型牽涉「挑釁殺人」的案件。筆者查閱過往多年香港同類案件，發現絕大多數案件均像「上水水泥藏屍案」，具有這些特徵：於家庭內部發生、牽涉出軌或性不忠等、被害者多為女性。過往早有研究指出，「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抗辯理由，容易讓被告將憤怒作為家庭暴力的藉口，而且在抗辯時，「挑釁殺人」的原由絕大多數都是懷疑女性「性不忠」（sexual infidelity）。
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事實上，「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抗辯理由，根植於一個古老的觀念──女性是男性財產的一部分。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裏，已婚女性（Feme covert）不能擁有獨立於丈夫控制與權利主張之外的財產，在法律上沒有民事行為能力。在Regina v Mawgridge（1707）84 ER 1107一案中，法庭裁定時更指出：（譯）「如果一個男人與另一個男人的妻子通姦，如果丈夫要刺傷姦夫或者甩掉他的大腦，這就是過失殺人罪：因為嫉妒是人的憤怒，通姦是最高級別的財產入侵。」
雖然這是1707年的判例，不過由於普通法遵循判例，上述判刑原則可能直至今天仍在影響法官的判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刑法教授Jeremy Horder 2014年接受BBC訪問時就指出，他研究發現，法官們至今仍偏重考量因不忠所引發的憤怒行為。
魔鬼細節二：「挑釁殺人」強調被告必須是「突然」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除此之外，「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抗辯理由還藏着其他魔鬼細節──它強調被告必須是「突然」（sudden）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接納以逐漸積累的憤怒或因嚴重暴力產生的恐懼為由，而後者，是許多被家暴的女性所面臨的處境。
這項魔鬼細節很可能讓女性被告受到司法不公的對待。試想想，假若一名妻子長期遭受丈夫的家暴，最終殺害丈夫，但在法庭上，她不能使用「挑釁殺人」作為抗辯理由，因為她的憤怒不是突發的，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她也不能使用自衛作為抗辯理由，因為在事發當日，難以證明她有即時的生命威脅，而且更難以證明她所用的為合理的武力（reasonable force）。事實上，女性長期受伴侶／丈夫壓逼，出於恐懼而殺人的案例早在英國發生，詳見R v Ahluwalia [1993] Crim LR 63一案。相反，假若丈夫在長期施以家暴的情況下殺害妻子，他還可以用「挑釁殺人」來為自己抗辯，例如指出他懷疑妻子不忠等。
魔鬼細節三：法官指引陪審團以「性別」來考量一個人的情緒和行為
更值得留意的是，目前進行「挑釁殺人」抗辯時，法官會指引陪審團，去想像假若「一個與被告同樣年紀、同樣性別的人」，面對挑釁會否做出同樣的舉動，以此判定被告的行為和一個理性的人（a reasonable man）是否相同。仔細想想，法庭指引陪審團以「性別」來考量一個人的情緒和行為，同樣帶有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
「我不要求性別給予我特權，我要求的是人們將他們的腳，從我們的脖子上拿開」，這是美國最高法院女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的名言。今天看來，香港與「挑釁殺人」有關的法例和判刑指引，仍然是一條踹在女性脖子上的腳，司法改革實在逼在眉睫。
今天，新西蘭等國家已經完全廢除了以「挑釁殺人」作為抗辯理由，而於英國，取而代之的是以「失去控制」作為抗辯理由，並指出「不忠」不可以成為挑釁的理由。不過，必須指出，雖然香港早已廢除死刑，終身監禁成為謀殺罪的最高刑罰，但香港法律制度對謀殺罪有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罰（mandatory sentence of life imprisonment），法庭並無酌情權減刑；而部分歐美普通法國家，如新西蘭等則已廢除了強制性終身監禁的刑罰，法庭可在個別特殊情況下行使權力判處有期徒刑，所以香港仍有必要保留「挑釁殺人」作為抗辯理由，使控罪由謀殺降為誤殺，避免被告因終身監禁而失去自由的年華。始終，法律需要考慮人性的弱點，最理性的人亦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受情緒影響而失去理智。必須強調，法律改革應側重於如何堵塞「挑釁殺人」的漏洞和副作用，不應全盤推翻或否認其法理價值和意義［如香港特區政府訴黃銳洺（HKSAR v WONG Yuet-ming [2018] HKCFI 2230）一案中，被告遭言語挑釁後誤殺無業漢，法庭及陪審團均予以同情］。然而，「挑釁殺人」抗辯理由急需作出以下改革，在消除性別歧視和達至相對公義之間達致平衡：
1. 廢除「不忠」作為「挑釁殺人」的原由；
2.對於失去控制的狀態，廢除「突然」等字眼，承認「對於受嚴重暴力對待所累積的恐懼」等作為原由；
3. 將「挑釁殺人」的定義改為「極端挑釁而殺人」，並將舉證責任轉到被告一方。
正如法國哲學家傅柯所主張，「話語」背後蘊含了社會權力關係。法律作為權力和話語權的其中一種載體，同時又是打破社會象徵秩序的其中一種工具，改革「挑釁殺人」抗辯理由，既象徵了法律對於人性弱點的同情，亦向社會持續釋放兩性平等的信號，避免讓其淪為家庭暴力的藉口。權力從來不是緊執於一方之手，其以流動的形態存在，何種論述佔據了主流，它就有機會成為霸權，即使是何等的短暫。追求平等公義不應單純把男／女故意抬高或貶抑，更應尊重和理解雙方的差異，尤需承認除了性別之外，還有其他更多因素支配着人的行為與思考模式。
2019年法律改革委員會法律改革徵文比賽
徵文比賽由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舉辦，今年已是第六屆，旨在加深法律學生對法律改革重要性的認識，並讓他們有機會思考如何改革香港法律的某個特定範疇，並提出建議。今年比賽共有6位得獎者，包括3位修讀法律博士、2位修讀法律學士以及1位修讀法律及商業學士的學生。
以往得獎學生能獲派到知名的律師行、大律師事務所、商業機構或律政司實習一或兩個月作為獎勵。
今屆法律改革徵文比賽的題目為：「挑釁殺人」作為一種非完全的抗辯理由應該接受改革？為何應該改革、應該如何改革？若不應改革，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