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國崛起中仍可發揮的座標功能

中國過不了恥辱情結

歷史是精英帶動大眾在己知中守成和進入未知中歷險。建制內和外的精英不能自己，或管束大眾、維持現成的社會結構和已知的文化秩序，或突破現實現象現狀的未知，和大眾一起再造一個新的現實現象現狀，大家所經歷的過程和所產生的後果，就是歷史。

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五百年歷史的急行車。一方面，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使人由西方中世紀的政教合一體制和秩序中解放出來，個人取得實體性、知識和資格，在實體性的人的基礎上建構新的集體體制和秩序，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國族主義、國體政體。另一方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人的存在意識和行為由來世的、靈魂的，變成今生的、實利的；新的集體體制和秩序是為了個人發揮潛能，進行俗世認同的利益活動，如科學、知識和藝術，以及工業化和自由經濟。

不論中西，現代化和現代性是有社會和秩序的全盤解構和重構，重新設定人的根本價值和意識、文化身認同、存在性本體意義、國體政體、科學、知識和藝術、政治、經濟等層面。西方和東方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不論內生或外來的，都是跌跌撞撞，大起大伏。東西方的文化基因接駁和突變或不願、不足，或過猶不及，傳統和現代幾翻往返折騰，一如中國開放改革初期面對的，都是未知、不可知和不不明朗中的必然錯亂，後果多是意料之外。

香港獨樹一幟，可能是歷史上最少衝突和磨合、最低代價和最高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模式。歷史上可能沒有另一個地方這麼長時間內，西方在東方土地上劃出一個完整的司法管轄權範疇，配套的體制完整運作和累積而成一個類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

中國200年來對西方入侵，輾轉反覆於無知自大、自卑和自傲，都是集體主義的唯我唯心主觀主義，不能抽離自我、唯物、科學、全面認識和感悟世界的客觀性和客觀規律，以唯我唯心主觀主義和集體主義天下觀代替、等同客觀性和客觀規律的世界觀，再混入受害者的恥辱創傷情結；對香港也是如此。

以個體自由化為基礎的體制和結構、價值觀和運作

香港的文化生命，由個體自由化進入現代俗世經濟實利。97前百多年，香港形成交易平台和公正遊藝戲（game-play），國際上吸納中西方的生產原料，加以改造和包裝，真正做到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內部由教育到就職任事的才能制（meritocracy）令成功者和失敗者心服口服，社會流動暢通，各種體制和專業和世界接軌，上到世界最前沿；形成東方罕見的自由秩序的重商社會、買辦社會、中產社會、專業社會、公民社會。

從文化思維及文化運作的形態而言，香港能中國千百年所不能，一是可以處理好中央與邊緣、主體與客體、本體與他者、外與內、異質和同質、南與北、海洋與大陸、內生和引入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二是可以處理好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和轉化、建制內精英與建制外精的關係和轉化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把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轉化為有生動力，驅動發展。

香港處理得好自由秩序、個和集體關係、法治、廉政、知人用人和社會流動等等中國歷史的老大難問題。

香港百多年來進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座標，付出代價和取得成效。香港過去的經歷和問題，必然是內地（將來）走出去的經歷和問題。（亞新社圖片）

香港先嚐中國走出去的內外問題

中國開放改革2、30年來，一如香港百年務實，在實實際際的運作層面虛心學習，從極左回到歷史的起點再出發，避免一些別人的錯，提高了效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現在中國在歷史的新起點上，正進入新層次的問題。中央電視台的《大國崛起》，標誌著中國己把中國崛起提上議程，並且向內部社會大眾和國際社會發出「我要崛起、給我和平」的訊息。

《大國崛起》比以前更開放，採用當代世界通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座標。香港百多年來進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座標，付出代價和取得成效。香港過去的經歷和問題，必然是內地（將來）走出去的經歷和問題；香港今天的內內外外難題，必然是內地（將來）的內內外外難題。歷史對香港學提出新的要求。這是中國和香港又一次歷史機遇。

對照中國現實，香港在中國崛起中仍可發揮的座標功能和角色包括：

當代的個人體性、人身和思想感情自由自主（中國是先做中國人才能做人）；
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兩條腿走路：個體化和世俗化（中國只有世俗經濟，不充體個化，以集體壓個體）；
經濟和市場的公平公正競爭，公私分明（中國傳統上是商貶利，現在是另一極端，全民逐利、無官不商，公私不分）；
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管治管理、文官、法治、廉政、教育、醫療、福利的多重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自動自流式有效運作（中國是由上而下、集權專制，不容各層面和各部份分權自治，各層面未能有效運作）；
博弈論的決策模式、危機及風險管理模式（中國主觀唯心大宏願，人定勝天、以人代神，先驗預知結果和應然事態，不容多元互動和一起找尋未知）；
思維模式和思想方式、認知和學習模式，自覺在未知和不足中判斷，介入生活和工作的己知、未知、不可知（中國只能介入己知的未知和不可知，不能介入未知的未知和不可知，介入己知的未知和不可知時易機械化，形成實證主義（Positivism），系統化推論，把未知的未知和不可知當作己知的未知和不可知和已知）;
「拿來主義」從英國引入的應用性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中國仍在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思維模式、認知模式和世界觀，結合國家民族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及大中華身份認同本體性）；
主權政治、本體性和文化身份認同（中國由文化哲學到實權政治、統治和行政的單一制，領導做上帝，單向由上而下指令，頒布昭示；退出五四的文化和身份的改造、解構和重構議程和課題）；
文化身份認同：人、社群、社會、國家、民族、文化（香港以上述的現代性作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內容，中國以前現代性作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