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應該是很大眾的，但願我的感想不要落入學究氣哈。
疫期中的飲宴
是的，疫期讓人失去的一大樂趣，是飲宴。飯館是去不了了，相信全球餐飲業這幾個月來損失慘重。家中宴客一樣也不可能，這甚是讓人失落。
和朋友聚餐，比起去餐館，我更樂意在家裏。一則可以放開喝酒，不用擔心酒後駕車回家的問題；二則可以不受時間與場合的限制而放開聊天，既不會擾到鄰座，也不必在意餐館打烊。這種場合，好友第一，性情、談話都能投機，那最為重要；好酒好菜固不可少，畢竟倒在其次。
從網上看到，義大利人早就耐不住了，用長桿子拴上個酒杯，從陽台上伸出去與鄰居碰杯。哈哈，俺這裏學不來：房屋之間相隔幾十米，找不到那麼長的桿子呢。北美有北美的辦法：把兩家之間的木柵欄翻開，就成了大桌子，隔牆相對進餐。可惜，俺也學不來：俺家這柵欄修的時候考慮不周，沒有設計這一用途，為了防鹿，木板都釘得死死的了。
摸着酒杯談學術
至此還沒有學究氣吧？那好。但是，恕我顯擺，你不覺得我這「飲宴篇」的標題是有點兒來歷的嗎？沒錯，柏拉圖用過這個題目。古希臘飲宴發達；就是學術討論會，也必是飲宴場合。我喜歡symposium這個詞（而不是什麼conference），因為按此詞原意那是一邊喝酒一邊研討的。北美對酒的限制本來就很有歷史（還好，加拿大這點比美國好，鬆很多），公款吃喝更是大忌，所以學術會沒酒喝很正常。如果是熟悉的朋友舉辦這種會，我就要發牢騷了：沒有酒，算什麼symposium？
我喜歡的經濟學家赫什曼（Albert Hirschman），寫過一篇不大流行的論文，說古希臘的民主與那裏的公共飲宴直接相關。我對此頗有困惑：中國人不比古希臘人更喜歡扎堆兒吃飯嘛，怎麼就沒有因此發展出民主政治來？如果有時間，我倒很想鑽研一下這個問題呢。
中國人的聚餐，恕我孤陋，至少在當今時代，似乎是沒有什麼文明規則的，好像也沒有什麼知識分子去思考過這個問題。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興趣不在這裏；他們似乎更喜歡離開生活尋找話題。
西方卻不止一個赫什曼。多了不說，單舉康德為例吧──沒錯，就是18世紀德國那個伊曼紐爾康德，一般認為他的日常生活是很乏味的，一輩子只有過一次男女之歡，過後他自己形容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動作」哈。可是，康德特別喜歡聚眾飲宴，喜歡到完全不能忍受自己一個人單獨進餐。他說：「沒有一種場合像一群好朋友一起吃一頓美餐那樣，能夠如此長久地在一次享受中保持住感性和知性的協調，能夠如此經常地重複那種興致」。
康德飲宴五原則
的確，康德並不是個無趣的人。其實，所謂學者也好，單說哲學家也好，如果不是濫竽充數之輩，一般都比較風趣。原因很簡單：他（她）們總歸知識比較淵博，頭腦比較活躍，表達力又不差，而這幾點都使人易於風趣幽默。因此，我有一個偏見：如果某位學者吃飯喝酒的時候一板正經，那可以推斷這位的學術造詣頂多在及格水平。
如今人們公認康德是大思想家了──儘管他寫的書很少有人讀（天下的事情就是這樣荒謬；俺因此為鮮少有人讀俺的書得到了某種阿Q或阿康式的安慰哈）。可是，他的學問不光有諸如「純粹理性批判」這樣很深奧的東西，卻也涵蓋了飲宴規則這種小把戲。他的相關說法，我這裏稱之為「康德飲宴五原則」，以下咱們逐一討論一下如何？
對了，此前需先說一下康德對參加飲宴的人數的講究，即：「不少於美惠三女神之數，但也不多於繆斯之數」，那就是三到九人之間。我比較喜歡四、六或八人；你瞧，暗合康德天數呢。
康德飲宴規則一：選擇一個大家都感興趣的話題。其實呢，飲宴的話題總是自然、偶然並隨意地形成的，無所謂「選擇」。但，「大家都感興趣」，這是很重要的。有人喜歡總講自己的事情，這只能假設咱們都對那人感興趣吧。還有人習慣於把飲宴當作課堂講授或會議發言，一個晚上講的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我推薦這種人到康德那裏吃頓飯──哈哈，好事呢。
康德飲宴規則二：不要出現冷場的沉默。我怎麼不記得自己遇到過這種場景呢？難道自己是饒舌之輩？或因俺所相與的朋友都有口若懸河之才？也許，我們應該為「康德飲宴規則」補充半條：也不要自己一味說個沒完。靜靜聆聽別人說話，和滔滔不絕說給人聽相比，我看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一種能力吧。
康德飲宴規則三：不要頻繁地改換話題；一個話題說透徹後，再過渡到另外一個話題。這是比較難做到的一條。一則，喝酒吃飯嘛，場合隨意，心情放鬆，人人都想到哪裏說到哪裏，話題容易跳躍；二則，就算五六個人吧，人人都有平等發言的權利，潛在的說話人就不算少了，話題不易聚焦。在我的經驗中，公共性比較強、智力要求比較高的話題，反而趨於聚焦並討論透徹；家長理短的話題，就容易東飄西蕩了。不妨說，飲宴話題最好是公共性的，家長理短也就放在開頭和結束時寒暄一下就夠了。
關於規則三，康德還指出：引入新話題要自然而然，某人接過話題的領導者角色時要以不易察覺的方式進行。唉，德國人真是周到──這一點等下篇結合「規則四」一併討論吧。
〈飲宴篇〉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