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數年前，在濠江賭業最鼎盛的時候，微信群組中充斥著喋喋不休「全世界最高人均GDP」的禮讚。北京政府更以好孩子（即「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典範）來教訓所謂的香港壞孩子。大概這聲浪過於高亢，直上天庭。玉皇大帝有所疑慮，讓座下天鴿一窺奧秘。結果……不欲觀矣！
天鴿光臨，濠江竟然人仰馬翻，籌碼不管用，大陸賭客進貢的億萬金錢也沒有轉變為抵禦風雨的力量；電力中斷，東方蒙地卡羅幾陷暗無天日狀態；在急雨傾巢、颶風摧樑之下，建築物大受損壞，造成了重大人命財物損失；尤有甚者，天鴿離去之時，濠江滿目瘡痍，垃圾遍地，竟要尋求中央政府出動駐濠解放軍協助救災，主要是清理垃圾。
其實天鴿不止光顧澳門，香港也同樣有十號風球，受風程度不亞濠江。惟香江在天鴿去後，市面很快恢復正常。不需勞動中央政府和解放軍，當風之沖的杏花村居民自動組織起來，善後天鴿帶來的衝擊。天鴿歸天庭後如何向玉皇大帝報告所窺實情，因顓頊頒令絕地天通而不可知，但兩地在災劫下所出現的不同後果卻是有跡可尋、能夠分析的。
一、英葡之別
港澳分別是英國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葡國對澳門的佔領比英國管治香港長得多。但是兩國的國格截然不同，對當地的發展進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帶來非常不同的影響和後果。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又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一直是居現代先進文明之列的國家。儘管英國人並不把母國的制度，尤其是民主政制，引入所管治的殖民地，但英國的流風從法治制度到民生標準還是極為深刻地影響其殖民地。
尤其是英國廣泛的國際連繫，英語在全球的普遍應用，特別是在精英中的應用，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無形財富。英治時期，香港成為小龍；濠江當年卻只是小蟲，悲守賭廬，長期枯落，就是因為其宗主國葡萄牙之不濟而使然的。葡國雖然很早就成為殖民大國，有比本土大很多倍的土地，但是葡國一直沒有走上現代社會的正確道路，國家長期處於軍事獨裁統治，對澳門的管治意志早就喪失，是以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還，澳葡已將管治權與當地左派（也就是中國政府）分享。因管治鬆弛，澳門治安不靖，黑社會長期為爭奪利益，明火執仗互相廝殺。
以引起港澳在天鴿窺伺下的不同結局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民生和基建所實施的不同標準。香港在樓宇等方面嚴格實行英國標準。這種標準的特點是有很高的安全系數。在抵禦自然災害上發揮了可靠作用。反觀澳門施行的中葡兼有標準明顯劣於香港。最令人詬病的是依靠內地供電產生的問題。
二、公民社會與集權制度
在英國管治下，香港雖然沒有發展民主政制，但是自由法治在香港基本得到落實。在這樣的制度下，公民社會得到發展。公民社會使社會成員關心公共利益，願意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這樣的社會結構在平時有助於社會的平和穩定，在遇到災劫及突發事件時，能守望相助，共同應對所受衝擊。這就是在天鴿光顧之下，香港雖受同樣的衝擊，能有序地安然渡過的原因了。
澳門在葡國治下，宗主國實行的是專制政治。60年代後，中葡共治使澳門沒有條件產生公民社會的結構。社會成員沒有受到鼓勵關心公共事務，在突發事件、自然災難面前，公共利益較少受公眾同心協力團結支撐。澳門之需要出動解放軍協助救災，清理垃圾就充分反映公民社會意識的缺失。
三、國家需要的是乖孩子還是什麼樣的孩子
對於中國執政黨而言，澳門無疑是乖孩子，千依百順。因為乖而被旌表為好孩子。香港則似乎不合北京之意。香港民意與北京黨意經常處於對峙之中。實際上以對國家的貢獻看，作為乖孩子與不那麼乖的香港其實相去極遠。在改革開放最需要外資的時候，香港為內地注入最為關鍵的第一桶金，為中國崛起立下首功；澳門當年賭業因黑幫爭奪，處於腥風血雨之中，加以工業基礎薄弱，對國家的貢獻，自然遠難與香港比肩。
即便在回歸後，澳門賭業令人炫目的成就幾乎全是內地人奉獻的結果。澳門在相當程度上是國家為了創造政治樣板，實行極度政策傾斜帶來的結果。這種政策傾斜產生的樣板，如大寨、南街村，在內地制度下根本屢見不鮮，只是這次是把它用到回歸後的乖孩子。但是對國家而言，和向大寨、南街村大量輸血並無二致。當大陸遊客在電視攝像機前大言不慚譏諷香港人說，他們不來香港消費，香港人就要喝西北風的時候，把它改為澳門人就庶幾近矣。畢竟大陸遊客的貢獻所佔兩地經濟比例相差以十倍計。
香港這個貌似不那麼聽話但相對自立的孩子，對中國的價值其實高過澳門很多。儘管我不太同意把中央政府與轄下的行政區（不管特別不特別）簡化為一種血緣的親子關係，但我還是想以莊周的一句話來結束這篇短文：「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莊子》天地篇）。香港社會不盲從內地，才是孝子，對國家才更具價值。這是天鴿窺濠去後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