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讀書是件好玩兒的事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
撰文:陳平原(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談起讀書,我欣賞晚明文人張潮《幽夢影》中的說法:「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在校學生一般感覺不到這一點,還埋怨老師佈置那麼多「必讀書」,實在「不人道」;走出校門後,為謀生終日忙碌,那時你才意識到,有時間、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讀書,確實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說「人生得意須讀書」,怕同學們誤解,說我好了傷疤忘了疼,故意隱瞞青燈苦讀的辛酸,也不談考試前夜不能看足球賽的痛苦,更不關心「掉粉」或「出局」的尷尬。好吧,那就換一個角度,探討讀書的感覺,到底是美好、痛苦、嚴肅、快樂,還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讀書很快樂,但讀書也很艱難,凡只說一面的,都是騙人。正因為讀書「苦樂相生」,既有挑戰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飛機或飛往火星那麼難,普通人只要願意,都能實現,因此,我才說讀書「真好玩兒」。
 

一、自古艱難「勸學文」

 
八年前我講「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稱古今中外的「勸學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說別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問題在於,明知「勸學」效果很有限,為何還有那麼多往聖先賢樂此不疲?
 
勸人讀書,拿「黃金屋」、「顏如玉」來引誘,這很俗氣,可又很實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間,我在粵東山區當民辦教師,農村的孩子不愛讀書,經常輟學,因而得去家訪。家長是這樣教訓孩子的:你要好好讀書。讀好書,將來就像你老師這樣,不用下田乾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訴我,現在的家長改口了:你要好好讀書;要不,就得像你老師這樣,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讀書」的家長,不見得知道《勸學詩》,可思路是一樣的。
 
問題來了,有人讀書多,很成功;有人讀書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讀書,同樣賺大錢,甚至還當了皇帝。當老師的,你怎麼給學生解釋:當下中國不少「成功人士」學歷很低,手下卻有無數博士、教授、院士圍着他團團轉。那些「頭懸樑錐刺股」者,始終「懷才不遇」,或連「才」都沒得「懷」,難怪一想起來就很窩火。其實,古今傳誦的各種讀書名言,因其針對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群(學者、文人、權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開卷有益」作為各種讀書節的口號,需要仔細推敲——為什麼開卷、開什麼卷、如何開卷,以及開卷的效果怎樣?談讀書,我更願意先問這「讀書郎」的年齡、職業、心境、目標等,然後才「給個說法」。比如,王國維的「三境界說」,就只適合於專家學者,拿到廣場上去對着大眾宣講,什麼「獨上高樓」,還有「燈火闌珊」,聽不懂。
 
在當代中國,還有一個很棘手的問題:讀好書,不見得就會有好出路。面對此新時代的「讀書無用論」,當老師的你不能不回應。我多次批評實行了十多年的「大學擴招」。真正讓人感到棘手的,還不是教授們耿耿於懷的「教學質量下降」,而是大學生就業日漸艱難,而這將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定團結」。
 
現在情況如何?據《中國統計年鑑二零一二》,一九七八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是八十五萬六千,二十年後,增長到三百四十萬九千。第二年開始擴招,十年後的二零零八年,變成了兩千零二十一萬。截至去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為兩千五百三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人。我們只說更多人上大學是好事,可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並沒有被真正關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保證所有大學生就業——除非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如果一個社會存在着大量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這個社會是很不穩定的,或者說是很危險的。
 

二、「專業化」與「業餘性」

 
晚清西學東漸以後,我們整個教育制度變了,世人對於「學問」的想像,也跟以前大不一樣。過去說,讀書人應博學深思,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現在呢,專業化成為主流。而與此相聯繫的,便是國人對於「高學歷」的盲目崇拜。過去找工作,大學畢業就行了,現在水漲船高,非碩士、博士、博士後不可,這種選人的眼光是有點勢利,但並非毫無道理。因為當今世界,「專業化」乃大趨勢。
 
馬克斯·韋伯一九一九年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作題為《以學術為業》的講演,此演講影響了好幾代學者,至今仍被強烈關注。演講中,韋伯有這麼一段話:「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韋伯的斷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專業化」仍是學術界的主流思想。當然,這種「專業化」強調到了極端,會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可能限制其學術視野,也可能影響其綜合判斷,更可能消解其本該承擔的社會關懷。因而,必須引入薩義德的說法。
 
愛德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稱,「挑戰着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志的四種壓力」中,第一個就是「專業化」:「今天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作者希望「用我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來對抗」這一壓力,也就是說,「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而從事學術研究。
 
關於學者如何超越具體專業的限制,中國人有個絕妙的說法,叫「博雅」,與「專精」相對應。不同於「文人」,不同於「專家」,也並非汗漫無所歸依,而是「有專業但不為專業所限」。如果你受過高等教育,那麼,不管是今天在校唸書,還是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最大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面對這個困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專業書」,直奔院士或諾貝爾獎而去;第二種,自由閱讀,不求聞達,追求生活的舒坦與適意,無意或無力成為專業人士;第三種,既想成為傑出的專家,又希望保留閱讀的樂趣——這第三條道路最艱難,也最值得期許。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徘徊,那是一輩子的事情;至於在學期間,可以有輕重緩急,但我不主張過早地捨棄某些「題中應有之義」。
 
關於「專業化」與「業餘性」的糾葛,沒有統一的答案;作為讀書人,這個困境你必須認真面對。所有關於「讀書」的論述,其實都該有的放矢:相對於獨尊自然科學的潮流,我們強調人文學的意義;相對於過分看重考試分數,我們突出人文修養;相對於專家之炫耀專業性,我們標榜閱讀興趣;相對於道德教育的居高臨下,我們強調人文教育的體貼入微;相對於高歌猛進的功利性閱讀,我們主張「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在我看來,當下中國,要講「閱讀的敵人」,首推過分「功利化」。
 

三、「有問題」且「講趣味」

 
同樣是「讀書」,有兩種不同的姿態與目標:一是在大學裏修習相關課程,準備拿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二是課外學習,自學成才,或走出校門後自由閱讀。最大差別在於,後者不必要「循序漸進」,也沒有「進度」或「成效」方面的考核指標。
 
肯不肯讀書是一回事,會不會讀書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勤勤懇懇,但收穫不大,連一點「書卷氣」都顯示不出來。為什麼?原因很多,最大的可能性是方法不對。以我的觀察,會讀書的人,大多有明顯的「問題意識」。知道自己為什麼讀書,從何入手,怎樣展開,以及如何穿越千山萬水。
 
對於那些已經完成基本訓練或走出校門的人來說,只有「帶着問題學」,才能選準目標,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調動你閱讀的積極性,而且容易見成效,鼓勵你不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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