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講堂做題為《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的意義》的專題演講，現場效果很好，《錢江晚報》記者據錄音整理，以《陳平原：尋找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為題，初刊《錢江晚報》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雖然日後收入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學有精神》時，我改回了原來的題目，但我承認，「尋找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確實是那次演講「壓在紙背的心情」。此報道摘錄了我演講的四個片段，分別是「留下了『讀書種子』」、「聯大人勝在『心態』」、「全力培養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談校長」，另外一半篇幅則留給了現場問答，因此顯得很有現實針對性。
其實，那年4月，春暖花開時節，我還在雲南大學做了題為《此情可待成追憶——關於大學生活的追懷與敘述》的專題演說，涉及西南聯大處，我引證了馮友蘭的自述、吳宓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馮鐘璞（宗璞）的小說，還有四位老學生的回憶錄——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許淵衝的《追憶似水年華》以及何兆武的《上學記》等。只不過這篇初刊《學園》創刊號（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演講稿，着重點在如何追懷大學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聯大、香港的新亞書院以及英國的劍橋大學，現場效果雖不錯，但體例駁雜，我不滿意，故從未收入自家集子。
看淪陷區的政治乃文化生態
第二年深秋，參加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中譯本出版座談會，迫使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那就是怎麼看待抗戰中淪陷區的政治及文化生態，以及如何談論類似周作人這樣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凄迷》一文結尾處，我談及讀《北京苦住庵記》的感想：
「對於生活在太平歲月的讀書人來說，面對亂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萬不要有道德優越感。其次，不管是譏諷/批判，還是理解/同情，談論此類錯綜復雜的歷史場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謂『過猶不及』是也。作為史家，必須堅守自家立場，既不高自標榜，也不隨風搖蕩，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暢淋漓』。有時候，論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顧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環，不是缺乏定見，而是希望盡可能地體貼對象。」
如此有感而發，因為那段時間，我正關注「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以及淪陷區讀書人的精神狀態。既堅守自家立場，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種論述姿態，使得我在辨析教授們離開北平時的「毅然」與「茫然」，以及在民族大義與個人處境之間的痛苦掙扎，有較為真切的感受與體悟。
初研抗戰時期的中國大學
我之談論抗戰中的中國大學，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隨意點染，算不上專業研究，故不收入本書；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因可見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懷，故特意保留。本書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傳說與精神》（初刊《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2期）醞釀很早，定稿卻在最後。講述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事後回憶與學者發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事人當年的文字，看他們如何在驚魂未定之際回首往事，製造傳說，總結經驗，暢想未來——那既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精神。此文借1941年《教育雜誌》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一書以及《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勾勒各大學的遷移路線、地理分布以及辦學特色。另外，選擇20篇或年輕學生或大學校長的文章，縱橫交錯，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文章最後討論如何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第二章《永遠的「笳吹弦誦」——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闡釋》（初刊台灣《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試圖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發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傳說與精神。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此乃當年中國大學的共同生態；可後人談論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為何多以西南聯大為例證？除了三校合一學術實力超強，更因牽涉「故事」的誕生與傳播機制。而對於這所明星大學，近年學界及媒體多有高唱讚歌的，本文之強調「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凸顯「以本科教學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發現。
與前兩章之歷經多次演講的打磨不同，第三章《豈止詩句記飄蓬——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初刊《北京大學學報》2014年6期）卻是一氣呵成。陳寅恪、吳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鳳、魏建功、浦江清、蕭滌非等八位西南聯大教授，抗戰期間多有舊體詩創作，當初很少公開發表。他們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感情交流與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養與趣味。八位教授學術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選擇舊體詩，既確認其文化身份，讓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韻語，表達某些幽微的思緒以及不合時宜的感覺，指向的是個人修養、歷史意識與文化情懷。這些「有情」且「鮮活」的史料，讓我們得以了解他們在戰火中的遭遇與思考、困惑與怨懟，以及壓在著述背後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體例上有點特別，如此「公私兼顧」，既談我的導師，也談導師的導師，希望在三代師生的視野交彙處，凸顯一所大學所曾經擁有的英姿。如此設計，作為單篇文章沒有問題，收入本書則略嫌鬆散。當初之所以拋開大路，另闢蹊徑，選擇「限制敘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對於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這樣寫顯得更親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突破虛實之鴻溝 動人故事煥發光彩
為了凸顯大思路，本書刪繁就簡，就選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疊、可以對照閱讀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標是，借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大學精神」重新煥發光彩，也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
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異彩紛呈的華章，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豐碑，講述如此波瀾壯闊的故事，確實需要兼及「歷史、傳說與精神」。本書的論述策略是：第一，注重歷史資料的發掘，第二，着意生活細節的勾勒，第三，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第四，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第五，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若真能做到這五點，這個本就很精彩的「大學故事」，是能講好的。至於「緒言」的標題套用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初刊1941年《教育雜誌》，後收入《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只動一字，盡得風流，目的是向羅家倫等飽經憂患而奮鬥不息的前輩們致意。
本書第一、二章是經歷多次演講、不斷「演進」而成的，雖說彙集成書時做了認真剪裁，還是帶有明顯的說話口氣。「演說腔」的殘留，多少影響文章的學術深度。但我不後悔。因為，當初現場聽眾的熱烈反應，已給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學教授聽完演講，甚至建議我舉辦「巡回演出」——不是因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動人，值得年輕一輩認真傾聽。
這就說到了圖像資料。每回成功的演講，精心準備的演示文稿（PP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貴的歷史照片，給聽眾以意外驚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萬語。本書之所以限制篇幅，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方便配圖。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需要插圖，但此書非「左圖右史」不可。
節選自作者《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