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有很多所謂讀書人，能著書立說的稱為學者，學歷最高的可稱博士，在最高學府任教的稱為教授，這些人物都可概稱為知識分子了。但真正思想行為配稱為知識分子的，數目就要打個折扣了。錢鍾書卻可說是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甚至可說是一個典範。
成為典範，在於品格崇高、有透視古今而啟迪未來的視野、有溫厚的人性、有深邃的學識、有愛憎分明的個性。
能成為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勤奮敬業是最基礎的起步點。錢鍾書入讀清華，已甚有名氣，有些老師視他為顧問，可想像他早年刻苦用功讀書的情況。錢鍾書留學牛津，和他一同就學的妻子楊絳有很貼身的描述：鍾書每次上課，腋下總是挾着一大摞書，有一匣匣的綫裝書，也有一本本精裝的外文書。他下課後就去圖書館還書，又借上一批帶回宿舍。（說見吳學昭《聽楊絳說故事．酷哉此別離》）這種對知識的嚮往，不是一般所謂「讀書」者完成所謂「論文」就停止的可以比擬。
錢鍾書回國任教母校清華，這種勤懇認真態度絲毫沒有改變。他的老師吳宓十分欣賞他的博學，說鍾書在清華向他推薦西文新書，這在一年級新生中是從來未發生過的事。後來他為外文系高年級學生新開兩門重要課程《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文學》和《二十世紀歐洲小說》。兩門課程都沒有現成的讀物和參考書，講義全是他自己編寫的。據當年聽講的同學回憶，錢先生講文學重視思潮源流和演變，使學生有一個西方文學發展的全貌。錢先生講課，每個論點都有事實根據。（《酷哉此別離》）這當然也不是某些所謂教授學者在教學上敷敷衍衍，沒有學術心得也不認真搜尋資料可比。
錢鍾書對自己的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還是在巴黎過着快活自在的遊學生活的時期，祖國深受着日本侵略的苦難。他們雖在異地，卻很關心國家的命運。他們通過讀報、親友來信，還有留學生中傳聞，對國內的大事要聞，如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等等全都知道。楊絳說他們雖身在國外，心卻是和國人息息相通的。她也說錢鍾書詩作很多「反映出遊子的傷痛之深和拳拳報國之情」。（《聽楊絳說故事．在巴黎》）
在1938年早春，錢鍾書的庚款獎學金原可延長一年，但他和楊已決定如期回國，儘管回去後的工作當時毫無着落。1938年3月12日錢鍾書給英國朋友司徒亞的信：”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 I don’t mind roughing it a bit. “（《在巴黎》）
對家、國、人物純真的愛
以錢鍾書的才華，並有留學外國、懂多種外文的經歷，任何時間離開中國都不是很困難的事。事實上在1949年大陸主權易幟，不少學者選擇離開大陸。錢鍾書先後接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台灣師範大學、香港大學的聘約，他都拒絕接受。楊絳解釋這個決定，就是錢鍾書「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文化，不願去父母之邦。」這不是草率的決定。在大躍進時期經過幾年艱苦的勞改，有次楊絳問錢：「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錢鍾書回答：「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楊絳《幹校六記．誤傳記妄》）這種對家、國、人物純真的愛，應該都可在真正的知識分子身上找尋得到。
別以為錢鍾書學問建基於古舊典籍，尤其是傳統中國的，他的思想即使不迂腐，但也都應是較保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對子女，不要說是他那個時代，就算是當代人，不少都會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但錢鍾書並不如此。例如知道妻子懷孕，過程非常辛苦，也基於愛護妻子之心，他很率直的說：「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聽楊絳說故事．留學牛津》）
錢鍾書在學術上和文學創作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聲譽，晚年任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可說是名震中外了。錢鍾書垂老病重，留院多時，應該和家人認真商討過身後事的安排。《聽楊絳說故事》記述錢鍾書離世後：社科院領導聞訊趕來，楊絳就跟李鐵映院長說：「錢先生去世不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錢鍾書這樣交代我的。」以錢鍾書的學術地位和所受重視的程度來說，什麼樣的風光大殮、樹碑立傳也擔當得起，可是他卻不看重這些，和凡夫俗子很着重身後事、身後名很不同。這不止是通達，而是睿智了。
真正的知識分子對學問有一種不可退讓的堅持，對事物的臧否也全出於真知灼見，不借關係，不假辭色，這完全是錢鍾書的個性。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說「中書生性正直，對美善的愛與對醜惡的毫不寬假的態度，在他身上是鮮明的。」他還記述：（按：當時在政治上很得寵的）章行嚴（章士釗的別字）的寓所和中書舊寓處不過一巷之隔，章先生給錢老先生信，問起中書，老先生命中書去訪候章先生，中書也沒照辦。後來，他（按指鍾書）看到章氏的《柳文指要》，從河南明港幹校給我信說：「郭、章二氏之書，幾乎人手一編，吾老不好學，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章文差能盡俗，未入流品，胡適妄言唱於前，先君妄語和於後，推重失實，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假如「當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後悔」。即是說在學問真理面前，即使父親的命令也不容假借了。吳忠匡還記述了：對某些外國漢學家以及他們的著述，毫不客氣地予以抨擊。這是不是和很多以知識分子自居者面對名利和權力都很「識做」很不同？
一個人名氣大，受人景仰，很多時容易迷失自己，自高身價，但錢鍾書卻一向謙遜卑微，待人處事嚴肅認真。楊絳記述鍾書辭了藍田國立師院的職務回到上海，日復一日等待聘書，卻杳無音信。他向時任暨南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清華老學長、好友陳瑞麟求職，陳讓他頂替孫大雨。鍾書和孫大雨並不相識，堅決不肯奪取別人職位，便一口回絕。楊絳說明：要知道當年在孤島，失業就意味着全家挨餓，但錢鍾書認為奪人生計絕不可行。（《聽楊絳說故事．上得廳堂，下得廚房》）
柯靈《閒話中書君》說錢鍾書不喜交遊，而篤於風誼，親故之間，也不免有些舊情牽掛，例如已故戲劇家陳西禾，落落寡交，錢氏卻對他時有存問。西禾在滬病危，他聞訊遠道代為延醫求診，關念備至。
以上這些行事為人的鱗爪，說是一種典範，你會懷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