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喜愛錢鍾書的文字，不過不知大家有沒有發覺，每次出版社要求重刊錢氏的作品時，都得到錢氏遲疑的回覆甚而拒絕。比如1978年有出版社希望重印《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二作，最初錢氏拒絕。他說：「寫《圍城》以後，我曾修改一下這兩本書的文字；改本後來都遺失了，這也表示我不很愛惜舊作。」當時主持出版的陳夢熊知道錢鍾書手頭沒書，特意在上海設法複製了原本寄給他。最後書是出了，但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又麻煩夢熊同志複製一次，因為我把他寄來的本子早丟了。」（說見《〈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
這不是一個孤例。1980年《圍城》重印，錢氏在《圍城‧重印前記》中說：「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大約已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
對學術論著錢氏也不珍惜
1983年香港有出版社想替錢出版文集，這就是後來的《也是集》。錢氏在《也是集‧序》中提到出版緣起：「李國強先生要我自編一本文集，交給他出版。我很為難，幾十年前的舊作都不值得收拾……」。
不要以為小說、散文之類作品錢氏不珍惜，就是學術論著也得到同樣「遭遇」。1983年5月寫的《談藝錄‧序》云：「自維少日輕心，淺嘗易足，臆見矜高；即億而偶中，終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詞氣通侻，亦非小眚。壯悔滋深，藏拙為幸。…一九六五年，北京中華書局忽謀重印，二三京滬出版社亦相繼慫恿，余胥遜謝。」
為何對別人很珍視的作品，錢氏都一概淡然處之，拒絕重印？這大概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作者仍願意出版舊作的，拒絕只是一種扭捏的手法，以退為進，欲拒最後還迎。二是基於不滿意舊作、覺得沒有保存價值；或一些內心世界的掙扎，因而拒絕讀者（用錢氏說法是「欲讀而無書可讀者」）的雅好。
這兩個可能性，我是傾向第二個的。《〈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中錢氏自言，《寫在人生邊上》是四十年前寫的，《人獸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寫的，在文中錢氏自謔：「現代文學成為專科研究以後，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將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發掘而暴露了。被發掘的喜悅使我們這些人忽視了被暴露的危險。」很顯然，作者對作品還有相當的不滿，原因是這些都是人生較早期的作品。哪與其「暴露」，不如讓它埋沒更好。這當然也和作者所生活的時代環境有關。
在1946年12月的《圍城‧序》中作者說：「這本書（按指《圍城》）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裏憂世傷生，屢想中止。」憂世傷生，很顯然是作者怯於完成著述的一個因素。那時正值日寇侵華時期，國家陷入動盪之中。人的生計、活動情況都受到很大的衝擊，那來閒情從事文化事業？這種類似的說法，在《談藝錄‧序》中也有表明：「《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始余屬稿湘西，甫就其半。養疴返滬，行篋以隨。人事叢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在寫作時期的困乏，影響作者對作品的滿意度，自然對日後有人要求重印的訴求也不置可否了。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讀者視為珍寶的創作，在學識淵博的作者眼中卻未必是哪回事。《談藝錄‧序》中作者引述友人冒景璠的說法，說他「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錢氏博聞強記，解說文藝，援引中西，就如隨口申述般容易。楊絳曾指出，錢鍾書寫作《談藝錄》，生活困乏，物資短缺，而且旅途中沒有可能攜帶書籍。錢氏所謂「興會之來，輒寫數則以自遣」，所引中西經典，大都只憑記憶，沒有原作翻查。這樣的一位天才，看事物的眼光當然和凡夫俗子不同的。
還好，和楊絳所引說法「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相反，錢鍾書的「好物」，一一被珍惜和發掘，逐次得到重印的機會（縱使經多番和作者糾纏），令知音人能親炙當中的學問和敏捷的語言機鋒。
曾經有一位美國女讀者喜歡錢鍾書的作品，想要登門拜訪。錢鍾書在電話中婉言拒絕了這位女士，拒絕的理由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但錢鍾書不知道，他「下的蛋」絕世離倫，吸引人去看這「母雞」是何模樣。「母雞」雖不易見，但能廣泛地看到著作流布，隨心所欲披覽，也都是一般凡人低微樸素心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