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中國經濟學家）
知行教育基金會（Yes We Do）自2009年成立以來，連續五年舉辦知行夏令營，組織優秀大學生赴貧困地區支教。你們在為青年學生提供社會服務實踐經驗的同時，致力於為中國落後地區的兒童提供課堂外的啟蒙教育。你們的宗旨是培養學生對多種技能的興趣、增強他們面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鍛煉他們的溝通和表達技巧、並培養他們友愛互助的合作精神。我非常敬佩你們的這一事業，也很認同你們的這些教育理念。
在過去的30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學學習和任教。我的學習經歷從清華大學開始，之後到美國留學。畢業後我在美國的大學執教，後來又回到清華大學。自2006年起，我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一晃已經9年。今天，我想和你們分享我在過去這些年推動中國教育改革實踐中的一些感悟。我相信這與你們從事的教育慈善事業很有關聯。
說到教育的問題，我想從多數人認可的教育觀念開始。中國的家長或教師，對子女或學生的要求，大致都認同如下的教育觀念：子女或學生要學好知識，要學有用的知識，最終要成才。今天，我想對這個多數人贊同的、聽上去理所當然的教育觀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這個教育觀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個基本問題，即「學什麼」，「怎樣學」，「為什麼學」，也就是關於教育的 “What”，“How”，“Why” 的三個問題。我對這三個基本問題的不同思考，要從下面這三組詞說起，分別是：「有用」與「無用」、「學好」與「好學」、「人」與「才」。
我先說出我的觀點，之後再來詳細論說。首先，我要講學什麼，講知識的「有用」與「無用」，我要論說的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講怎樣學，講「學好」與「好學」的區別，我要論說的是「好學」比「學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講為什麼學，講「人」與「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論說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我對中國教育中的這三個基本問題的不同思考，在當前中國的環境和語境中，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
一、「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這個命題並不是我最先想出來的。1939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弗來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在這篇文章中，弗來克斯納對柯達公司創始人柯達先生認為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發明的無線電收音機是最有用的發明提出質疑，認為麥克斯韋爾（Clark Maxwell）和赫茲（Heinrich Hertz ）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他寫道：雖然麥克斯韋爾在1873年發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學，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也毫不關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卻為後來有用的發明奠定了基礎，沒有他們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後來馬科尼的發明。弗來克斯納寫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無用」的知識。
舉一個經濟學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機制設計理論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理論的起源，是研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問題，是抽象的理論問題，當時完全看不出在市場經濟中的有用性。但是後來，機制設計理論被應用於市場中的拍賣問題，由於拍賣不僅應用於傳統的藝術品，而且也應用於諸如無線頻譜等產權的拍賣，所以它可以解決移動通訊行業中的非常實際的問題。
再舉一個工程中的例子。這是喬布斯10年前在史丹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自己講的故事。他在當年大學一年級輟學後並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的課，在10年後他設計電腦上的可變字體時發揮了作用。喬布斯這樣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明這麼漂亮的字體；又由於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以上三個例子告訴我們，對知識有用性的認識不能過於短視。當然，短視在全球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在我們中國人中尤其突出。我們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見影式的馬上有用。我把這種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義叫做「短期功利主義」。 「短期功利主義」使得我們把知識的「有用性」局限在極其小的範圍內。
不要急功近利
短期功利主義在教育中很嚴重。比如，大學中人文類的專業和課程不受青睞。又比如，學生在選課前總要先考慮這課對找實習或找工作有什麼用。可是另一方面，畢業10年、20年、30年的校友們，對他們在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後來變得如此無用；同時又後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日後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類的課。有趣的是，不少美國商界的成功人士，他們在大學本科讀的是「無用」的人文類專業，比如投資銀行高盛的 CEO 勞埃德・布蘭克費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專業是歷史，私募基金黑石的 CEO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魯的本科專業是文化與行為，網上支付公司 PayPal 聯合創始人和前 CEO、《從0到1》的作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史丹福的本科專業是哲學。
有許多原因，使得畢業時間較長的人對知識「有用」的看法會基於更加長遠的考量。首先，知識發展得快，過時得也快。許多在大學裏學的知識雖然一時有用，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就變得過時了；第二，多數人在一生中要更換多次工作和專業，他們後來從事的工作與他們早年在大學選擇的專業不一樣，甚至相距甚遠；第三，人們對未來預測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後才能看清。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只是在十年之後，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楚和顯然。」（“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
因此，所謂「無用」與「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與長期之別。在學什麼知識這個問題上，我們要着眼於長期，不要急功近利。我們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非常有用的知識。要知道，大學教育不僅是為畢業後找工作，更是為一生做準備。
以上用長期觀點來理解知識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識作為實現某種目的，諸如工作成效的一種工具。知識除了工具價值之外，還有內在價值。知識的有用性，不僅僅體現在能夠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識的有用性還體現在塑造人的價值、提高人的素養、提升人的品位等豐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這就與下面要講的「育人」相關。
二、「好學」比「學好」更重要
在中學階段，「好學生」就是「學得好的學生」，而學得好就是學習成績好、考試成績好。中國的應試教育，使得學生磨練出一套怎樣學好的方法，可以概括為：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
進入大學後，「好學生」就不應該是這種類型的「學得好」的學生，而應該是「好學的」學生。 「學好」與「好學」有很大區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的境界：「學好」是學習中被動的接受，而「好學」則是學習中主動的探索；「學好」是今天學習的一個結果，而「好學」則是今後學習的一種習慣；「學好」只是對學習已有知識的一種度量，而「好學」則是對學習未來知識的一種態度；「學好」是為了掌握知識，而「好學」是為了探索問題；「學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學」追求的是真理。 「好學」遠比「學好」更重要。
「好學」是懂得怎樣學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別要強調「好奇」、「好問」、「好思」這三點。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創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始推動力。多年前，四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到清華理學院與學生座談。當被問到什麼是科學發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基礎紮實、數學好、勤奮、努力這些學生們提出來的選項，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心。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都說：「我沒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
好奇是好學的第一要素，好學源於好奇。然而，我們發現，中國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進一步的猜測是，人生來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後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滅了。
好奇往往導致好問，而好問是質疑既有知識、探求未知的起點。但是，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學生不好問，也不會問。我們不僅不鼓勵學生質疑老師，而且還往往對那些喜歡質疑的學生產生負面印象。我們的應試教育制度是不鼓勵提問的：獲得標準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績，而提出問題不僅對獲得好成績沒有幫助，而且還有害，因為它讓你不相信標準答案。
猶太文明鼓勵提問
中國學生回到家裏，家長會問：「你今天學到了什麼新知識？」據說，猶太學生回到家裏，家長問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麼好問題？」甚至還接着問：「你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老師回答不出來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說：「懷疑和爭辯是猶太文明的特徵。這是一種懷疑和爭辯的文化，一種解釋、反解釋、重新解釋、反對性解釋的開放式自由問答遊戲。這是一種善辯的充滿爭論的文明。」全球猶太人總數只有1000多萬，還沒有北京市人口多，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猶太人以百計。這或許與他們的好問有關。
好思則是好學的核心。17世紀的數學家、哲學家笛卡爾——就是發明坐標系的那位法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為人存在的根本價值。愛因斯坦把思考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是學習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去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獨立思考。只有獨立思考，才會有創造性思考，才會有批判性思考，才會有 “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爾在《從0到1》這本書的一開頭，就舉出他在面試候選人時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 ）他的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絕大多數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說明那些與「共識」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獨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學教育中能夠改變「好學生」的定義，並改變學習的方式。真正的好學生，是「好學」的學生，是具有強烈好奇心的、好問且能問出有意思問題的、並且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這種「好學」是一種可以伴隨學生一生的有關「怎樣學」的能力。
（下半部分：＜錢穎一：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