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中國的學校扼殺潛在的傑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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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他在2014年12月中國教育三十人首屆年會上的演講，原刊於《賽先生》。

 

我對教育問題有極大的興趣，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我的求學經歷（清華、哥倫比亞、耶魯、哈佛），二是我的執教經歷（史丹福、馬里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清華），三是我在清華經管學院擔任院長至今八年多的經歷。由於我並沒有受過教育學系統訓練，所以不熟悉教育學的方法和分析框架。但我是一名教育實踐者，所以我就從直觀的觀察開始。我今天講對中國教育問題的三個觀察。

 

 

首先，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今天中國教育的成績。因為中國在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說教育完全失敗，這是不可能的。不過，肯定成績是容易的，但是要說得中肯、說得恰當並不容易。我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很有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較高。用統計學的語言，叫做均值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齡段，在同一學習階段橫向比較而言，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勢，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已發展國家都望塵莫及的。從國際學生測評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PISA）上海學生的表現，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平均水平，但是在這個測評中，農民工子女比美國中產階級子女，藝術院校學生的數學比美國學生平均水平，都要強。這更說明了問題。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學生在學業上花的時間多，這些都是原因。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基本的要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教師的敬業程度還是令人欽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面，按平均水平來看，都是可圈可點的。

 

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追趕作用，特別與「開放」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改革開放讓我們看到先進，加上我們的畢業生基礎知識紮實，模仿能力強，掙錢動機更強，員工隊伍整齊，就有了很強的執行力，就追趕上來了。這在製造業非常明顯。即使是服務業也一樣。在引進先進的 IT 技術和管理流程，超級市場的收銀員、銀行的櫃檯服務、醫院的掛號和收費、出入關的檢查等重複性的、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準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我們每個人都有體驗。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與「均值」高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方差」小。 方差也是統計學的概念。 均值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的平均數，而方差則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數的累加起來的程度。簡單地說，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傑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

 

我們都知道，傑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分佈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麼出現傑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該與人口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但是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表明了一個問題。還有其他證據說明，我們不以發達國家作比較，以印度為例似乎更有說服力，因為兩國的人口基數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還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國，但是它在出現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國顯著。從我自己平常接觸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學院：哈佛商學院、芝加哥商學院、康奈爾商學院、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現任院長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國公司中，微軟、百事、德意志銀行、萬事達卡的現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還沒有中國人擔任這類商學院和跨國公司的 CEO。

 

我們不否認中國人才缺乏創造力，缺乏領導力，缺乏影響力。錢學森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的直覺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這裏有深層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華大學本科生開學典禮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龍江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都強調了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問題。這個講話被廣傳，這個觀點受到廣泛認同。好奇心和想像力部分來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但是後天會把它們磨滅。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像力就變得越少。由此來看，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給扼殺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的不到培養，那學生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因此，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學校扼殺潛在的傑出人才的問題。在好奇心和想像力被扼殺，在個性發展受壓抑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結論是，我們培養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後天被人為地壓縮小的。

 

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發展不同階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後，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的後果就嚴重了，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這樣，我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觀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如果說在知識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話，那麼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在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面，我們的問題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養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數。這在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件規模、程度中可領略，多麼讓人觸目驚心，不可思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識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錢理群講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國教育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人才觀了。正因為我們對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有緊迫感，所以就特別重視「才」。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呢？不但傑出人才的培養仍是問題，而且輕視對人的素養的培養造成更嚴重的問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講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愛因斯坦早就說過：「學校的目標應該始終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你在成為王子之前，先要成為一個人。」他們講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華經管學院本科生開學典禮致辭中的主題，就是「人」重於「才」，這是因為人不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來，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和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的三個觀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來概括：一是我們的優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均值較高，這對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二是我們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別是能力的方差太小，傑出人物太少。這就導致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三是教育除了為發展經濟服務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對人的素養培養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更為重要，而人的素養的均值低卻方差大，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