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武俠大師 寫傑出報人
刊於11月1日《信報》〈思維漫步〉之拙文〈悼念金庸大師 且說成功要素〉，對於他的社會角色有這樣的陳述：
「金庸並非只是搖筆桿的文化人。他的社會角色可概括為武俠小說大師，電影編劇和導演，傑出報人和社評撰寫人，成功的傳媒企業家，富裕的商人、房產投資家，爭議多的政治參與者。」
著名作家、科幻小說名家、金庸好友倪匡，於10月30日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是：「金庸小說，天下第一，古今中外，無出其右。」
2009年，應信報月刊文灼非總編輯之約，撰寫《金庸與早期明報》的第一章（輪廓），刊於5月號。
後來，我在信報〈思維漫步〉專欄，發表關於金庸與文革的兩篇述評：〈評說文革50年 豈可沒有金庸〉、〈金庸批判文革 提供傳播平台〉。
連同上述11月1日的一篇，共有4篇。現將4文整理、合併，刪去重複之處，補充新的內容。修改（或稱重寫）、附表後之文稿，交灼見網發表，以表達對金庸大師的悼念，亦想為香港新聞史留下一點「參考物」。
浪濤拍岸處 思索人生路
我不再到報館上夜班時，從港島東半山搬到郊外海濱的住宅。
海邊，昔日渡頭的殘景，讓我有穿越時光隧道的聯想。觀賞大海對岸群山上的落日餘暉或晚霞時，感受到唐代詩人王維（701－761）筆下的「渡頭餘落日」意境；這裏，雖沒有「墟里上孤煙」的傳統鄉村景觀，倒令人有一種與海為伴、寧靜的溫馨。
在寧靜的、看海的日子，面對茫茫的大海，聽浪濤拍岸，往往有思維飛揚的暢快，也常燃起懷舊之情，想起人生旅程中的落腳點。在記憶的幃幕上，出現熟悉的長輩、師友、同時代的人，興起寫回想錄之念。
回憶錄與回想錄有一字之差，我給它們的定位是：前者寫自己，後者寫他人。寫他人雖難免寫到自己，但「主體」是他人，重墨於他人的奮鬥、成功、經驗和旁觀者的印象。
想寫的第一部回想錄，是《金庸與早期明報》。
原因之一，是我走出大學校門沒有多久便入明報，連續工作了18年（1966－1984），它是我在新聞界駐足最長的人生驛站。
原因之二，是自1990年代以來，北京、廣州等地出版的金庸傳記或所謂紀實文學超過30種。寫金庸總不能寫成「光棍司令」，早期明報的幾個夥計便被寫入傳中，其中林山木（林行止）和我被寫得較多。遺憾的是，錯處甚多，編造的東西更不少，曾經在「現場」的人得說出真相。
本文是《金庸與早期明報》的第一個輪廓，以1960、1970年代的明報（日報）為背景，述評金庸時代的3個時段，他情繫的三大板塊，對中國新聞的重視，與眾不同的視野，趁「勢」與《孫子兵法》論「勢」；涉及六二逃亡潮，六四核褲論戰，自由談和社會公共空間，社評和「隱碼」，武俠小說的「粉絲族」（fans），林山木得了獎品亞米茄手錶，金庸「築巢引鳥」和作者群。
按照新聞寫作的體例，文中提到的人士均省略稱謂。避免滿紙先生、女史、公、兄，既省下篇幅，對讀者也方便些。
金時代32年 粗分3時段
在近60年前的1959年5月20日，金庸與少年好友沈寶新合資10萬港元，創辦明報，草創時一度設辦公室於中環，後遷址灣仔謝斐道，1966年9月搬入自置的北角南康大廈，是1991年股權轉移前館場最長的一處。
英皇道651號的南康大廈，為明報和明報集團的地標。明報（日報──明報內部的代稱）、明報晚報（晚報或明晚）、明報周刊（周刊或明周）、明報月刊（月刊或明月）和明報月刊叢書部、明報出版社等，集於一廈。
金庸的明河出版社（幾乎所有的金庸傳記把它誤寫成明報的機構）、沈寶新的影視雜誌，也設辦公室於南康大廈內。
從創刊到股權轉移，金庸一直是明報集團的統帥，沈寶新是主持全盤營業的總經理。
金庸統帥的32年（1959—1991），為明報集團的金庸時代（簡稱金時代）。我把它分為3個時段，並自定量化邊界：
早期：1959年5月20日－1969年12月31日（11年）；
中期：1970年1月1日－1979年12月31日（10年）；
後期：1980年1月1日－1991年股權轉移前（11年）。
黑手黨時期，是擠擠一堂
在第1、2時段，金庸均是董事長、社長兼總主筆，也是實際的總編輯（策劃總編輯），握決策和行政大權；1966年兼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名義的總編輯實是執行總編輯，只負責編輯部行政事務、承擔法律責任，並無決策實權，亦無實際的行政管理權。
第1時段加入明報者，權稱為金庸時代的「早期明報人」。現在仍健在的不多，其中有跟隨金庸最久的潘粵生、晚報（明報晚報）的林行止、月刊（明報月刊）的胡菊人、日報（明報）的丁望，前3人已年過八十，丁則是望八之年。
周刊（明報周刊）的雷坡在今年2月辭世。早期明報專欄作者健在的亦少，傑出作家倪匡已83歲。
第1時段，是「黑手黨」作業（鉛字排版）、艱難創業和崛起期。
現在年輕的傳媒人也許想像不到，1966年明報編輯部從灣仔搬入北角南康大廈時，編輯部幾十人擠在一層樓，除了社長室、經理室和資料室3個小房間，其餘是「擠擠一堂」，沒有任何遮屏；煙槍猛抽煙，某一角落粗話不停，令愛潔愛靜者有烏煙瘴氣之感。沒有冷氣，夏日炎炎大家流汗，一年後才有「空調降臨，眾人歡呼」的場景，改善工作環境的願景，總算有點着落。
從小報格局 到意見領袖
在第1時段的1959—1962年，明報帶有「左色彩」。
1962年五月逃亡潮發生之後，金庸創設〈自由談〉版（討論時政為主），明報開始轉向，似向左大哥「握別」。
1964—1965年有「核褲論戰」（論戰的總司令是金庸，後勤司令是林行止），又有觸及文藝批判和「文革前奏曲」的連載評論發表。金庸在〈自由談〉刊出徐訏、丁友光（丁望）合寫的《十五年來的大陸文壇》一書，為讀者提供了文革前政局變化的參考訊息。
不少研究早期明報、文革史的學者和讀者認為，1962—1965的變化，特別是〈自由談〉的創設和「核褲論戰」，具有標誌性，標誌明報轉向自由主義，有關懷民疾之情。
在第1、2時段，1966—1976年的毛文革及其後的變化（1976—1982），金庸認定是建立報紙品牌和發財的時機，並把握機緣重視大陸新聞，建立報道、分析文革的專業水準和公信力。曾任香港科大講座教授的鄭樹森博士，在一篇論文中指出：
「早年的明報是小報格局，黃、賭、俗難免。六十年代中開始提升報格。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深入報道，大量發表各種流傳出來的資料（紅衛兵報紙和所謂黑材料），後並由丁望編輯出版，備受各方矚目。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抗暴，呼應大陸文革。查良鏞每日在明報撰寫社論，痛批之餘，並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暴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