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作為理想的鏨刻對象，無論描述的是園林花卉，鳥獸蟲魚，抑或篆體文字，它們均代表着製作者對一個盛世的所見所聞。例如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兩個大小相約的唐代鳳凰牡丹紋葵式鎏金盤，就帶有相當特殊的鏨刻。二盤囗徑皆是24釐米、通高3釐米、底徑12釐米，重量卻各有不同，分别是138克和165克，反映金屬成份存在差異，錘揲成型後外表趨於一致。（圖 一、圖 二）其葵形六棱的各沿邊平面，皆飾以牡丹花葉及鴛鴦，一鳥銜蝶飛翔前望，一鳥拍翼回盼。內盤邊緣飾以一周小蓮葉，盤腰作鼓狀外張，內壁全體拋光，以突顯盤內的中心景觀。（圖 三）此盤亦呈現徽章式紋様，其外圈由延綿的祥雲紋包圍，內圓部分在密地魚子紋的配襯下，一雙展翅鳳凰作左右盤旋之狀，內中有火珠及雲紋點綴。（圖 四）盤底外圍則不作任何鏨飾，觀者均聚焦於腳圈內的鏨文，其上刻有「把酒問月」的四字詩題，並八行篆刻的詩句。（圖 五）刻工古樸，放大鏡下人手鏨刻深淺有度，字體鏨作之處與金屬表面侵蝕的程度相約，相信在錘揲之後即進行相應的淺層篆刻。
李白的灑脱與率性
眾所周知，《把酒問月》是唐代詩人李白（公元701－762年）創作的一首詠月抒懷之詩。文獻上記載此詩開首，特別題「故人賈淳令予問之」之語，本意在增加問月的真實感。其全詩內容為：「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輝發。但見霄從海上來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圖 六）
詩人端着酒杯向月亮發問，從飲酒問月，到邀月臨酒，迄反思古今懷月的傳説美談，都寫得流暢自意。詩人縱橫闢闔的筆觸，活潑描劃了明月的想象，月照下海天的斑斕奇景、人生世事的微妙推移，均展示着作者豁達的氣度和飄逸的性格。雖似反覆問月，然而作者心中實有定見，一個高潔、永恒的月亮形象，也只有孤高絕塵的詩人內心世界，才能發出如此幽深的領悟。其間意想多端，哲理渾然一體，隨興揮灑迂迴，脈絡緊扣相連。加之轉韻之處，平仄互換，抑揚頓挫，可謂一氣呵成，符合古詩宮商之聲，為情理俱備的七言詩作。
唐代文學上的圖騰
此詩經學者研究，應作於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天寶元年，唐玄宗召李白進宮，隨即任為供奉翰林，職務是給皇帝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遊，必命李白侍從，隨時賦詩紀實。是年十月，玄宗携楊貴妃赴驪山温泉宮，李白即寫《侍從遊宿溫泉宮》。天寶二年初春，宮中行樂，玄宗親自作曲，亦召李白為此作新詞，成詩十餘首。玄宗與楊貴妃在興慶宮沉香亭賞牡丹，李白也賦詩《清平調詞》三首詩歌，以牡丹花之美艶喻楊貴妃，當中「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攬露華濃」；「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都是千古傳頌之名句。
然而，李白的灑脱與率性，又往往容易得罪朝中權貴，在進宮的新三個年頭，遂告別禁中職掌，重過遊歷的生活。至於其詩歌，卻得以在往後大行其道，代表着盛唐詩歌的典範之一。唐代天寶後期，丹陽殷璠編《河嶽英靈集》，已將天寶之際重要詩人，例如李白、王維、高適、岑參、孟浩然、王昌齡等24位的作品入集。金盤上李白《把酒問月》之作，即見證了李白在翰林供奉前後的歲月，其時作者已看慣歲月人事的起伏，在孤單望月中，深感它仍長相伴隨的慰藉。設若李白尚在宮廷服侍的話，翰林之詩爭相傳頌，並銘刻於金銀器上屬於頗合情理之事。若他已離開宮闈飄泊天涯，以其天寶時期詩界的領導地位，銘刻此詩亦代表官貴對其政治以外的李白詩心悅誠服。
藝術品刻詩的鼻祖
香港古月堂珍藏鎏金盤的《把酒問月》之詩，從實物上證明李白舉足輕重的詩壇地位，深受宮廷貴族的青睞。他當過翰林，又肆杯中物，醉酒賦詩，以至其後醉中撈月，覆舟而亡的坊巷傳說，幾成為唐代文學上的圖騰。於現實的宮廷政治，李白酒後肆意，由楊貴妃替之磨墨，高力士為其脱靴引來冷箭，已成了文人最高禮遇的無限想像。以物論物，金盤既為宮中盛載酒杯之器，刻以李白把酒之作，至為貼切不過。不但如此，從古月堂的金盤比對中，同様鏨刻《把酒問月》的篆體詩文之中，也印證此詩的用字問題。
例如現今所寫的「綠烟滅盡清輝發」，二盤卻寫「烟綠滅盡清煇發」，是「烟綠」而非「綠烟」，「煇」是從火部，而非從光部的「輝」。（圖 七）《唐詩紀事》載韋式的詠竹之詩中有「裛露靜，和烟綠」，以至唐末五代張泌《南歌子》中的「岸柳拖烟綠」，均見以「烟綠」入詩，未嘗不是唐代常見的例置修飾之語。獨特之處，為鏨刻之詩皆終於「嫦娥孤棲與誰鄰」，並沒有「今人不見古人月……月光長照金樽裏」諸語。唐代詩歌貴乎自發且含蓄，前面既已謂古月相隨今人之意，後面理可不用重覆。筆者認為金盤之語作如此處理，旨於選取原詩的精義，從而在有限範圍內提供更多鏨刻的空間，它也代表着藝術品刻詩的鼻祖，為唐宋窑上作詩提供了一定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