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科大同事王勇教授為他的老師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祝賀林回國任教30年；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大禮堂冠蓋雲集，坐滿了數百人。我與毅夫在科大有10年同事關係，亦被邀評論他對經濟研究的貢獻。
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以至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大紅人，其理論深深影響中國國策，今天的一帶一路便顯然有他的影子；他在非洲不少國家以至在波蘭等地都有大量粉絲。曾有位從非洲到中國訪問的總統， 為了等待剛好出了國訪問的林毅夫，好向他請教國家發展之道，竟刻意在北京多等了他兩天；北京大學不少師生顯然都認為林將會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而據我所知，近年一直都有人提名他，不少已獲諾獎的大師亦對他大加推崇，若在10年內他得此獎， 我絕不會奇怪。了解他的思路對明白今天中國的國策，以至一帶一路的由來十分有用。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當上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的經濟學家，但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充滿傳奇的身世。毅夫是台灣宜蘭人，小時候家貧，但他父親說他素有大志。他1971年入了台灣大學的農業工程系，並是積極的學生領袖，但不到半年，他參加了成功嶺的軍訓後毅然投筆從戎，轉到陸軍軍校就讀，這在當時在台灣是大新聞，蔣經國也對他大加注意，要總戰政部主任王昇特別關顧他。
學生領袖轉讀台陸軍軍校
林軍校畢業後，便派到政治大學企管所就讀碩士。其後他被派到金門最前線當上被稱作「天下第一連」的284師馬山連當連長，在軍方有巨大的威望，他的一些部下今天在台灣已當上將領。據一些熟悉情況的朋友所說，他的舊部下今天對他仍十分敬畏。我曾好奇的問過他，大學畢業後按規定只能當排長，為什麼他可當上連長？毅夫謙稱只是因為他是軍校畢業而已。
1979年5月16日（農曆4月21日）風高月黑之夜，毅夫在金門進行了他的「驚天一跳」，深夜中用上了3小時，在急流逆水中潛游至廈門投奔大陸。我問他要否用籃球助浮，他說不能用，因會被懷疑。看他1米85非常紮實的體格，游泳3小時恐怕也只是小菜一碟。到了大陸後，他原本想到中央黨校或人民大學就讀，多讀點意識形態的書；但他不是黨員，不能到中央黨校，人民大學在當年仍是軍隊中二炮（火箭部隊）的駐紮地，戒備心太大，也不肯取錄此來歷不明之人。據聞今天人民大學的校方與校友都為當年的愚蠢懊悔不已（此校也曾拒絕聘用後來成為文學諾獎得主的莫言，被校友罵個半死）。反而是北京大學的領導見他剪了個小平頭，形象十分陽光，所以招他入經濟學的碩士班。
我曾問過那段時期在北大就讀、今天是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易綱，當時是否與林做過同學，易綱說知道他，但對其身份頗感神秘。原來當年校方聲稱林是一個新加坡富商的兒子；多年後，當他在「失蹤」了10多年後重回北大當上了他與朋友創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後，有位記憶力很好的北大職員在電視上見到林出現，大感震驚：怎地北大一個部門的一把手可以容許一個新加坡富商之子擔任！
林的人生最大轉折點可能是1980年芝大的諾獎得主舒爾茨訪華，林當上了他的隨身翻譯員，其後芝大取錄了林，舒爾茨便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林在芝大時身份仍然神秘，但據當時在芝大念書後來在台當過財政部長的劉憶如憶述，有人在舞會中見到林的舞步為台式步法而認定他有台灣背景。1987年他是第一位在名校畢業後回國的經濟學家，據說軍方還容許他把在美國的汽車也運回去，並一直為此汽車提供汽油。有朋友告訴我，林後來在軍方退役時，已是少將軍銜，我倒是忘記了問毅夫此事是否屬實。
林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他早年在AER及JPE的文章便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但他真正廣為世界各國所知，我相信是因為他與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一書。此書已翻譯為多國文字，其中以一簡單的經濟原理解釋了為什麼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可以在中國出現。
他的解釋源自初級的國際貿易理論，即國家經濟政策要符合其要素稟賦結構，亦即是其相對優勢。換言之，一個有充裕勞動力但資本稀少的國家絕不應大搞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而要搞勞動密集的產業。此種國際分工，自然需要國際貿易互通有無來配合，但此等分工也不是一成不變，當資本稀缺的國家累積到多一些資本後，其要素稟賦便會改變，其產業結構也應隨着調整。
這套簡單的理論是每一名經濟學系的大學生都應容易明白，並不算新奇，但林的真正貢獻是他能進而以此簡單理論解釋到一大片複雜的問題，且自成一個龐大的理論與實證體系。例如在他的一些論文中便可看到，為何不按照相對優勢去決定產業結構容易衍生出浪費性的尋租活動或貪污腐敗。但使他更廣為國際經濟學界所知的，可能是在九十年代他在發展策略的辯論中擊敗了薩克斯（Jeffrey Sachs）及提出「華盛頓共識」的威廉遜（John Williamson）等諸多名家。
「雙軌制」成功發展經濟
九十年代初前蘇聯解體，東歐諸國也紛紛要擺脫指令經濟的枷鎖。有兩個模式可跟從：一是薩克斯等人所主張的「震盪療法」，即從指令經濟一步到位邁向自由市場，並同時把國企私有化；二是中國式的循序漸進，亦即一方面容許私營有活力的民企出現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保留效率低下難以在無津貼條件下生存的國企，此種模式被稱為「雙軌制」。這兩種模式哪一種更優勝？
從一般經濟原理看來，自由市場的競爭自會迫使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產品，所以中國八十、九十年代的民企不會大搞重工業。既然如此，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去決定什麼是有優勢的產業，應是發展策略的目標，而自由市場恰恰是達到這目標的手段，那麼一改便改到底的「震盪治療」豈非是最佳方案？為何還要蹉跎歲月，搞些過渡期長的「雙軌制」？我們也可擔心，在國企繼續存在的時候，資源配置仍受權力所影響，容易出現尋租貪腐。但林毅夫卻指出，真實世界實另有曲折之處，循序漸進比震盪治療更合理。
在低效率的國企與較高效率的民企並存的「雙軌制」下，國企向政府要求津貼，是政策容許，可在陽光下進行的，尋租活動雖存在，但卻是較透明的。反之，若不管一切強要立刻完全市場化私有化，總會有部分企業難以生存，立刻倒閉，一旦倒閉潮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會使政府吃不消，那些企業也會想方設法要求政府用各種形式的政策保護，隱性的尋租活動可以變得比「雙軌制」更猖獗，對經濟的拖累更大。兩種方案哪一種更行得通？答案已不是支持華盛頓共識主張一步到位的理論家說了算，而是要看證據。
九十年代跟從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紛紛出現經濟大倒退，人民生活還比不上蘇聯瓦解之前；反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一往無前，再延續了20年的高增長，6億多人脫了貧，至此勝負之分已為世公認。林毅夫分析此問題時所用的架構，仍是他一貫的簡單易明套路。
有思想能力的香港人對此應有所感悟，有時就算有遠大的目標，也必須搞清楚在步向目標時路徑是否毫無曲折。香港有些人曾以所謂「真普選」為由否定前年的政改，現在看來，極可能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有普選了。所謂的「真普選」其實在現時香港的環境下容易變為民粹而不是民主，對社會有可能構成亂局，情況與震盪治療有相似之處。反之，循序漸進的思維早已因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深植中央領導人腦中，他們不會相信一步到位之說。
林毅夫當然還有不少觀點充滿爭議性，例如去年他與北大另一位朋友張維迎關於政府應否有產業政策的辯論，便在海內外引起轟動。據說，在網上直播這高度學術性的辯論時，竟有50、60萬人觀看；兩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也就不捲入其論爭了。
林的成功動力部分來自他的方法學，部分來自他的個性。他著有一本小書，叫《本體與常無》，記錄着他與學生有關方法學的對談，這竟驚動了諾獎得主、 一代宗師的貝卡爾（Gary Becker），在毅夫慶祝60歲的學術活動時傳來了他的視頻，並暫且扮作是毅夫的學生向他問難。
毅夫的所謂「本體」是指經濟分析必要假設不同人等或不同組織在作決定時都會按其理性而行，亦即他們會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外部環境及制約有所改變時，他們的行為，儘管依然是理性的，也應隨着調整。既然如此，因實際制約千變萬化，行為也會不同，要準確分析世界，需要「常無」的態度，亦即不可先驗地存在成見，分析問題時要從「第一原理」開始，不囿於既有理論。林的著作中，常常強調自己不肯隨便接受主流經濟理論，亦因此他才能在震盪治療的問題上敢於挑戰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
堅持經濟分析以「本體」或第一原理開始推導， 這絕對是好事，香港的中學數學考試中也有要求學生從微積分的「本體」極限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這是學習很好的方法；但林屢屢以震盪治療為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卻有過火之嫌。震盪治療並不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必然推導結果，個別經濟學家主張震盪治療並不顯示經濟理論有什麼錯誤，這只能說明有些人學藝不精而已。
比郭靖更似郭靖
毅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脈相承。一個可以描述出來的理論在它出現時便變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我們必須注意真實世界的變化。此點很多時間是正確的，但我不認為我們可把此絕對化，「道可道，非常道」本身是否一永遠皆對的「常道」？在經濟學中也有大量經嚴格證明的定理，在可描述清楚的假設下，我們確切知道，其結論是對的；無論世界如何變化，都無損這些定理的正確性，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便是一例。
既然毅夫深受道家影響，我倒是要指出，太極圖中黑的部分有一點白，白的部分也有一點黑，這可提醒我們凡事不要絕對。提起道家，我倒記起18年前我在北京大學附近的書店看到一整套道家典籍《道藏》，共約兩書櫃的書，售價8000多元，差點買下來。據金庸在《射鵰》「報道」，北宋時的一位狀元黃裳曾負責編校《道藏》，因從頭到尾小心校閱過，所以悟出了九陰真經的絕世武功。
現在電視熱播《射鵰》，但我看來看去，從外形、 性格、練成的功力，毅夫都比電視中的郭靖更似郭靖。他體格魁梧，受過長期軍訓明顯「好打得」，除了在討論學術問題時，他不善言詞，屬剛毅木訥之輩， 下定決心做一事時絕不言棄，毅力驚人。他的辦公室燈光永遠是最後一個熄滅的，他掌握了《老子》與芝大的經濟學，等同得到九陰真經。
現時毅夫致力把其理論提升為技術上極為困難的「新結構經濟學」，不但用諸於中國，而且對一帶一路的國家有重要指導作用，他頻密訪問非洲，希望能幫助窮國的發展，「俠之大者，為國為民」。20多年前內地經濟界有句說話「南左北林」，左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左學金，北是北大的林毅夫。郭靖被金庸稱為「北俠」，這位比郭靖聰明的人被稱為「北林」，是歷史的巧合。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