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日返抵香港，回家後便急不及待地致電女朋友。見面時，她告訴我，她要結婚了，但新郎不是我。要發生的終於發生了，要說的最後也說了。
她本來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留學時才接受了基督教。她想我讀的宗教書籍我都讀了，但讀完之後我的想法依舊。看來真是「無可救藥」的了。她要放棄，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輕輕接受。我平靜地參加了他們在教堂舉行的婚禮，並衷心地祝福了他們。我們至今仍然是好朋友，雖然兩地分隔，但差不多每年都有見面。
1967年的暑假，香港「波蘿」遍地之際，我跟港大地理學會前往台灣遊覽了三個星期。我從未到過台灣，時刻都在想念生活於此的六姨媽以及七姊和她的兒女。六姨媽朱娥卿戰前因發脾氣而離開了丈夫陳五，隻身跑到西貢，戰後返港當女傭，50年代隨主人到台北。世事真奇，好像電影情節一樣，一天，她竟然在街上碰見那分離了20多年的丈夫，於是復合，從此過着愉快的生活。七姊運好50年代初隨丈夫周瑞田移居台北，60年代丈夫去世後遷居高雄。
「甩轆」的汽車旅行
我們這次的行程是環繞台灣一週，交通工具全程都是旅遊車。從台北出發，先經蘇澳往花蓮。蘇花公路是一條非常險峻的公路，路窄灣多，一邊是峭壁，另一邊是萬丈懸崖。當年這條小路是定時單行的。早上，我們近百人分乘三部大旅遊車魚貫前進，我坐第三部。不久，前面的汽車忽然停了下來，原來「甩了轆」，幸好飛脫的是右後方的車輪，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擾攘一番、換過車輪之後，繼續行程。壞車空車先行，它的乘客則分配到其他兩部。中午時份，汽車右轉、離開懸崖入直路後不久，走在中間的車子又「跪」了下來，也是「甩轆」，這次是右前方的。好險！也很幸運！第二天，我們到橫貫公路去。沿途見到的褶曲山脈讓人大開眼界，大家很快就忘卻了前一天的驚險。
約十天後，大隊到達高雄，我趁機去探望住在那兒的七姊。這時，剛巧有三位女同學大概因為過度勞累而感到不適。我們商議過後，並徵得七姊的同意，我跟她們留下來，在她家休息兩天，然後到日月潭歸隊。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已很久沒有見七姊和她的四個兒女了。她大女念慈（又叫蓓蓓）在台北工作，自己則跟二女忻慈（又名莉莉）三兒達維和四兒堅維一起，住的是一所日式小房子。我們四人晚上就在客廳「打地鋪」。
當五分鐘司機
兩天後，我們乘火車往台中，然後轉乘計程車往日月潭。我坐在司機旁邊，沿途一面欣賞風景，一面跟他聊天，了解民情。後來，不知如何，一時興起，隨口問他可否讓我駕駛，他竟然一口答應！這樣，我便在台灣當了五分鐘計程車司機。真是匪夷所思！
在台北，見到闊別多年的六姨媽和素未謀面的姨丈。他抗日戰爭時在內地生活，解放後隨國民黨移居台北，數年後跟朋友合資開了一家小飯店，他專責燒臘工作。我在台北嘗試了他的手藝，不錯。此外，又見到七姊的大女兒蓓蓓，她陪我和兩位在她高雄的家住過的同學到野柳遊覽了半天。野柳位於基隆附近的海濱，以磨菇狀的風化石見稱。
應徵港大舍監
次年七月中，看到港大聘請舍監（兼講師）的廣告，於是去信申請。大約兩星期後，我便出現於港大校長的會客室，等候面試了。我大約比預定時間早十分鐘到達，看見會客室裡坐着一位比我年長約十歲的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紹，說是港大評議會的主席李仲賢醫生，跟着又表示知道我是馮先生，是來應徵舍監一職的。閒談間，他提到我的學歷和工作經驗，暗示我適合做這份工作。這大概只是客套話，而「暗示」也許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卻給我帶來了很大的信心。不一會，面試正式開始了。
面試小組由三人組成，主席是副校長 Prof. L. B. Thrower，其他成員包括李仲賢醫生和一位不知名的教授，負責文書工作的則是我同學 Jack Lowcock 的妻子 Joan。第一道題目來自李仲賢：「你的政治取向是怎樣的？」這是一條出乎意料的問題，它轟然一聲，彷似打了個旱天雷。但我沒有遲疑，立即答道：「我自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跟着就好像要打完場似地說：「這可說是學術上的社會主義吧，很多學者都有這個傾向。」說完之後，他便沒有再追問下去了。
8月中旬，收到港大的聘書後，便正式向郭校長請辭。是他給我寫推薦信的，所以當我遞上辭職信時，他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坦然接受。這樣，我就從此離開了拔萃，轉職到港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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