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1983年（左）蔡德允和（右）趙如蘭在香港蔡家。（作者提供）
前言：學者趙如蘭，中國音樂學權威、教育家、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暨作曲家趙元任先生和楊步偉醫生的長女。她2013年在劍橋家中逝世，享年91歲。本文輯自筆者所寫〈我的恩師和知音：趙如蘭教授〉，收於文集《在你溫厚的笑容中蕩漾：紀念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趙如蘭》（榮鴻曾、吳淼鑫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商務印書館安排新書發布會將於201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5:00-7:00 PM 在尖沙咀圖書中心舉行。編者榮鴻曾和吳淼鑫主講，吳瑞卿主持。
我想，老師最開心的時期是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教授的幾段日子。她是江南人，在中國時在北京長大，一家人跟着她父親趙元任曾住過上海、南京、長沙、昆明等。她的上半生自傳裏唯一提到香港是：「我們全家1938年八月從昆明經香港到夏威夷」，可見沒有真正在那裏住過。1975年春初次做訪問教授是她第一次認識香港, 跟着是1978‒1979年， 1982年秋，和 1994年春都在中文大學任教。
初次接觸粵文化
香港70年代正值經濟起飛，市面興旺，街上到處人頭湧湧，無數的中西食肆，購物商場，非常熱鬧，是極端的自由商業社會，與充滿文化氣息的劍橋剛好相反。雖說是英國殖民地，但是一般市民生活和文化活動還是很地道中國化，也是吸引老師之處。老師每次去都住在大學所提供寬舒的教員宿舍，任務也就是教一門課和給三、兩個專題演講。她遠離哈佛大學音樂和東亞兩系裏的各種行政雜事，悠遊自在，有心情也有時間到處逛，能重新體驗中國社會，也是首次接觸有特色的粵文化。1975年她正在整理研究四齣京戲的資料，記得是《霸王別姬》、《打漁殺家》、《蘇三起解》和《捉放曹》。那年她把資料帶到香港，上午在安靜的宿舍工作，下午晚上就能盡情遊覽香港。
1975年春我也正好在香港為我的粵劇論文蒐集資料，住在我父母親尖沙嘴區公寓裏，也有時住老師宿舍的客房。我經常在市區戲院和新界或離島的戲棚看粵劇，也看京劇潮劇鶴佬戲等其他地方戲。老師雖然不太懂粵語，但是有空的話總是要跟着我一起去，不用說左背右攜的錄音和錄像器材一大堆，絕不放過獵取珍貴原始資料的機會。我一個窮學生那買得起這些器材，回想起來老師其實是幫我錄資料以供我將來使用。
與學生打成一片
那幾個月老師經常請中文大學的學生們到她宿舍來玩，吃飯，吃點心，剛好幾位她哈佛大學的學生也在香港，有老學生，現學生，將來學生，大家都志同道合談得來。老師被多位學生圍繞着是多麼興奮，多麼開心。
推崇認識中國文化
其中林萃青和余少華那年都是中文大學音樂系本科生，幾年後先後到哈佛去成為她音樂系研究生；她認識了中文大學音樂系講師張世彬，一年後請他到哈佛做燕京社訪問學者，合作愉快。我在香港的年輕日本朋友西村萬里，東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香港工作了幾年，能講流利英語、國語和粵語，嚮往中國文化，很得到老師的賞識。他有志研究中國俗文學，1977年也被老師錄取為哈佛東亞系研究生。老師的哈佛東亞系學生賈伯康（Conal Boyce），也是我的音樂摯友 （他是漢學家又是作曲家），那學期住在台灣剛完成有關宋詞吟誦的博士論文，知道老師和我都在香港，也飛來探望，住了一段時期。 我們這一群嚮往中國文學音樂的年輕人經常一起到香港各地玩，老師不用說是我們的頭頭。
有一次我到新界蒐集資料看粵劇「神功戲」，老師也跟着來，林萃青和西村萬里也來幫着拿儀器。老師設起錄像機攝下珍貴資料，引起許多人圍觀。
樂極不思歸
又有一次老師、林萃青和我在尖沙嘴區看完戲後要找地方吃東西，順步走進豪華的香港酒店咖啡室，都點了黑森林蛋糕，吃得津津有味，暢談剛看的戲，不知時間過得快，偶然看表時才知道已是半夜一、兩點。從那晚起「黑森林蛋糕」就是我們樂極不思歸的代名詞。
又有一次，我、老師和西村萬里在九龍旺角區看戲，完了已是午夜，徒步到公共氣車站時途經熱鬧的街頭夜市，人來人往，燈光照耀。許多小吃攤上羅列各種貝殻類海鮮如蚌、蛤蜊、田螺、扇貝等，也有蝦和蟹，都是活跳新鮮，現選現煮，老師看見就說餓了，在這裏吃消夜吧。我從小母親吩咐說不要吃街頭攤子食物，又髒又不雅觀，正在躊躇之際，老師和西村兩人早已找了兩張小矮凳坐下，點了食物，不多時久就大吃起來。
循循善誘的教導
每年農歷四月初在長州島上有太平清醮飄色巡遊，演神功戲，「搶飽山」等活動，是香港的一年一度盛事，吸引無數遊客，老師當然不讓錯過。那天我們一行四人——老師，我、西村、賈伯康——一早就趕去香港的離島碼頭搭渡輪，誰知我們早別人更早，碼頭已擠滿人，看來要等兩三班船才輪到我們，也只有等。 閒談間說起各種中文查字法，我們三個當然都會最普遍的現代漢語拼音和韋氏音標（Wade－Giles），伯康也會國語羅馬字和四角號碼，西村和我卻不會。反正閒着無事，老師就教我和西村四角號碼和國語羅馬字查字法。人群慢慢的向前移動，老師也就一步一步的教我們。還沒輪到上船我們就已經學會，老師就考我們，務必要我們練得滾瓜爛熟為止，人群移動愈慢我們就練得愈熟。終於上了船，到了長洲，學習也告一段落，後來逛長洲，觀巡遊，看戲等等的印象，都沒有等船時老師對我們如小學生般耐心教導的深刻。
那年3月到6月我安排了瞽師杜煥在上環富隆茶樓唱廣東南音，每星期二、四、六，每次在中午時唱一個多小時，我就現場錄音。西村辦公室在附近，他午飯休息時就過來聽杜煥唱，跟杜煥聊天，有一兩次我沒空不能在西村就代我招呼杜煥和負責錄音。老師也來過幾次旁聽，有一次帶了器材來，錄了半小時像和拍了許多照片，這些資料我都用在後來發表的文章裏。
充滿童真的一面
那年卞先生來住了一段時間（註：趙教授丈夫卞學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教授），跟着我們一起去玩。有一晚已到午夜，老師還是興致很高，說去吃黑森林蛋糕吧。卞先生就柔聲說晚了，回家吧。老師堅持不晚，還要玩。到頭來她還是聽卞先生的話。
1978－79年老師又受邀在香港的中文大學做訪問教授，大學提供她一座三臥室大公寓，離音樂系只幾步路，卻緊貼火車大學站，雖然火車來去吵一點，但是到市區去很方便。且每天早上火車瀉出從市區來的大群學生，像百鳥歸巢般嘻笑吵鬧，老師看着也有趣。我那年也剛巧初上任為中文大學講師，有一間小公寓在校園不遠的另一頭，去探望老師很方便，因此我們經常一起活動。
拜訪古琴家蔡德允
那年最值得懷念的是和老師一起去拜訪古琴家蔡德允先生，隨後我們兩人都成為她的學生。老師早在1958-59年已在台灣訪問時曾學過古琴，她在「素描式的自傳」裏寫道：
在日本期間我到了台灣和南韓漢城各一趟：在台灣與父母及女兒 Canta 相見，因當時父親在中央研究院講演；我在台灣也跟汪振華開始學彈古琴。古琴的聲音很柔和，晚上在父母親的睡房練習也不怕打擾他們。有大量歷代的文獻及樂譜證實古琴是中國最老也最重要的樂器之一，但我從沒想到要學，直到有一天在日本二手樂器店以低價買到一把古琴，香港修理樂器的師父告訴我它至少有300年。
我則在哈佛時受老師指點基本指法和熟讀有關古琴的文章，1976-78年我在康乃爾大學當博士後，經常回劍橋探望老師，剛巧張世彬先生1976-77年受老師所邀在哈佛燕京社訪問一年，我們每次相逢他就給我上古琴課，教了我一、兩首小曲。張先生是蔡德允先生最喜愛的得意門生（這是蔡老師收我為她徒後所告知），他說如果我們在香港的話就必定得拜訪他的老師蔡德允先生。
懷緬習琴的歲月
那年9月初，我們剛到香港才幾天，就約好了時間拜訪蔡先生，懇求她收我們兩人為學生。蔡先生那年已73歲，不輕易收學生，但是對我們的要求立刻答應，毫無疑問她早已知道老師是名教授，又是趙元任的女兒，又曾邀請張先生去哈佛。我們每星期去上課一次，午飯後出發，蔡老師住在香港島北角區，從新界沙田區中文大學去得先坐火車過獅子山隧道，再坐渡船過維多利亞海港，再徒步經四五條嘈雜的北角街道，爬上三層樓梯才到蔡先生家門，兩人路上有伴倒不覺得煩。我忘了先後，總之是誰上課另一個就旁聽。上完課就就照例吃點心，談談說說，向蔡先生告別時已太陽西斜，再渡船火車一番回到大學已是晚飯時刻。那三個多月真令人懷念。
記得那三個多月學的都是幾首初學必彈的小曲，《古琴吟》、《秋風詞》、《關山月》、《概古引》，當然也包括《陽關三疊》，是配王維七言絕句《渭城曲》的詞和意。2014年3月在紀念老師和卞先生追悼會上我就彈了《陽關》，一來紀念老師和我一起學琴經歷，二來是借詩句向老師道別。彈之前我讀了王維名句：「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未讀完我已淚如雨下。
12月老師要回哈佛，我則繼續學習。兩年後我也回美，課程終止。之後我每年回香港都去上課，1996 到2002年我在香港大學教，更每隔一、兩星期就去探望蔡老師和溫習舊曲。蔡老師是影響我最深的第二位長者，2008年我出版蔡老師傳記英語本，完成多年的心願，這是題外話。
結下師生情緣
蔡老師和趙老師結下師生琴緣，兩人雖然幾十年來遠隔重洋難得見面，但是互相敬佩仰慕之情洋溢在各自與我閒談中。1983年正月趙老師帶着錄像儀器赴大陸做實況調查，途經香港探訪蔡老師，誠懇要求為蔡老師彈琴錄像。蔡老師除了為學生學習方便上課時讓我們錄音外，向來不讓任何人錄音，更無論錄像（蔡門學生2000年出版的《蔡德允古琴藝術》雙 CD 盒是根據上課時錄音製成）。但是在深厚友誼重壓下不忍拒絕，竟然答應。於是在正月5日和7日兩天，趙老師就地在蔡老師北角家中書房裏，得到蔡門我師姐劉楚華協助下， 完成約一小時的錄像。如果沒有趙、蔡兩位老師的友誼，沒有趙老師的遠見，這份古琴史上極珍貴的原始資料就不會存在。2007年6月10日蔡老師辭世，享年102歲，趙老師聞訊後無限傷感。
獨鍾情於香港
有些人不喜歡香港，誇張的說香港又擠又吵又髒，粵人粗糙，粵語「硬嘣嘣」。老師顯然不同意，一有機會就去短住，多年後老師把她全部所藏書本、筆記、音響音像資料、樂器等都贈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她的學生榮鴻曾、林萃青、余少華，學生的學生陳守仁、衛慈朋、李忠順、張海欣都先後在中文大學任教，可見老師與香港實在有緣。香港社會生氣勃勃，香港市民直率熱情，香港的環境文化引出老師童真純情的一面。當我們學生們圍繞着老師和卞先生時，卞先生似乎是家長，很有耐心的看管着我們這一群年輕人——包括老師在內。
（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