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鎏金碗，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是出現於內碗底部的圖案浮雕。它表現出類於徽章式的動植物觀察，再以線條、粒、塊或細葉規則地鋪砌成多重圓周。如是者，更能令觀賞的人聚焦於底部圖案內容，內外發現金碗的精心布局。此種唐代金銀器的處理手法，並非中國傳統器物的雕飾習慣，它深深受着波斯薩珊王朝製器的啟迪。由金屬的錘揲、鏨刻，到半成製品的鎏金、鑲金、錯金，粟特人憑藉該等工藝技術，廣泛活躍於中亞與長安之間，或作為中國官坊的匠人，或晉身絲路上銷售奇貨的商人，成為早期胡風文化重要的導入者，從製技的層次，開展與中國器物的深度交流。
蓮碗紋理 徽章設計
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雙鳥蓮瓣紋鎏金碗，徑囗寬13釐米，底寬6.5釐米，5釐米，重259克。（圖 一）金碗外壁捶揲了12瓣仰蓮，每瓣飾以一對自下而上，十分對稱的忍冬花蔓。蓮瓣上端空隙形成的三角區域，皆飾以特定對象，或鳥或獸。蓮瓣下端空隙形成的水滴型區域，也飾以一株花枝，布局極其細緻。（圖 二）由於外壁須要製造向外凸出的蓮瓣效果，碗的內壁自然形成相反內凹的12道蓮印，內壁不再作任何附加，只在碗囗微反拋光，包囗齊整。（圖 三）於是，全碗俯瞰，神髓便集中於底部徽章設計。為營造蓮碗風格，徽章外圍的圓紋由34瓣細蓮葉組成，再由92粒細珠圍成第二重圓周。主體內圈的上下左右以細密魚子紋為底，並以蓮蓬及蓮花枝莖為背景，正中部位鏨刻一對東西展翅盤旋的長尾飛鳥，鳥首緊接着對方尾部，兩者互為照應，空間動感十足。（圖 四）類似的環迴表述方式，常見於唐代的花鳥銅鏡，例如上海博物館展出過青龍鎮遺址出土的「鸚鵡銜枝綬帶紋銅鏡」，便是此長尾鸚鵡的上下配對。（圖 五）
蓮花盛放 富貴祥和
蓮瓣的裝飾，顯然是中國文化色彩，也是自佛教東來中土以後的宗教象徵，蓮生佛祖與蓮上説教，成為佛教的最高精神所在。蓮花本體光潔明亮，清靜無塵，製器中除愛用通透的琉璃表達以外，光芒耀目的金銀器體，鏨刻着精巧的蓮花紋理，也是高貴的信仰表現，廣受貴族歡迎。此唐代雙鳥蓮瓣紋鎏金碗的外底，與蓮花主題緊扣，圍繞腳盤之處，鏨刻了32塊小蓮葉。（圖 六） 此外，在碗底的主要範圍鏨刻了一組花紋，它由八花八葉的形態组成外圍的兩層，內部再以同樣刻工組成三、四層，至中部的八個花瓣才是圖組的第五層。其貌層層绽開，重疊相因，形如蓮花盛放之貌，又符合佛教寶相之花，充滿富貴祥和之氣。（圖 七）
要做到碗底內容皆具紋理，工匠必須製造雙底的設計，一面是由模具沖壓而成的浮雕徽章，下面再焊接一塊平面鏨刻寶花的金屬圓片，以便連接於碗的腳框，工序相當繁複。作為貴族奉佛的金器，它必然展示非一般的思想信仰，雙鳥極可能就是其時活躍在唐代宮廷的長尾鸚鵡。此鳥原產地在馬來西亞半島、安達曼群島、蘇門答臘及婆羅洲一帶。史料記載，玄宗時林邑國（中南半島東部的古國）已進白鸚鵡，又言玄宗宮中蓄能言的五色鸚鵡，頗能預事及糾正不法之事。而鸚鵡悟道向佛，在唐以前的佛説中已然流行，成為蓮花佛法下最佳的圖像配搭。
精心布局 藝術智慧
唐代金銀器上的徽章式紋樣到底有多少種呢？此問題不容易回答，但並不是絕對回答不了。我們通過系統的收藏，把紋式型態紀錄下來，便成為客觀的數據庫。粗略估計，現時在中國各大博物館所藏的唐代金銀器精品不過數千件，民藏部分又多散而不精，知其時代又完好保存的至多萬件。再按器型將之分為杯、碗、盤、碟、壼、匜、爵等器皿類别，每類物品特徵最多亦只在千百之數。這個有限數量，相比於汗牛充棟的宋元明清陶瓷，是明顯的少數，當中還未計算各種民間易於仿冒的製瓷途徑。也就是説，唐代的金銀器，基於極其複雜的鎏金與鏨刻等製作工序，以及只供極少數宫廷貴族流通的對象，自然把存世數量都局限於有數專業的收藏家身上。只要用心比對個人珍藏，與海內外館藏之物作一對照，略可得出大體的數目。事實上，唐代工匠製作金銀器，皆由官署轄下的作坊督造，採用的材料、製成的類型、本體的重量皆有嚴格規定。
唐代前期律令制尚未破壞，集中由外廷的中尚署、少府監掌控，後期宦官權勢漸興，漸納入宮廷的文思院、內庫監管，個别宦者體系，例如內侍、宣徽、樞密尤見督造器物的痕跡，成為一門供奉李唐皇室生活，或者支持佛事活動的內廷要職。陝西法門寺地宮珍寶的發現，大量與佛教相關的金銀茶具，皆墨記器物名稱，材料細節和監造人員，品質控制嚴謹。故此，在花紋配置方面，必事先參考一系列圖紙和模沖式樣，始能按部就班，完成器皿的各部工程。我們看精美的雕花之餘，也在探究器物本身反映的時代思想。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金銀器的載體，全然展示了皇室貴族與佛教、外交的全接觸關係，印記着唐代的藝術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