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發展已有3個月，其間香港呈現了好一些新現象，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的舊有問題。我相信凡是關注香港發展的人，均會趁機會檢視他們對香港的假設及判斷，看看有哪些地方必要更新，免得脫離現實。中央及特區政府無疑是香港的「持份者」，讓我們先看看他們有否與時俱進。
當權者的分析框架
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對反修例運動的論述或輕重不一，但是他們基本的看法是相同的，彼此也互相影響，所以我在下面就不──細說當中的異同，只是概括言之。從中央及特區政府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用來分析反修例運動的主要「框架」有──
一是陰謀化，指運動有組織、有計劃，別有用心，志在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二是外因化，指運動受到外來勢力──特別是美國──的煽動、指使、資助，藉中美貿易戰發難。
三是意識形態化，指港人反共成性，回歸20多年而人心始終沒有回歸，歸咎於教育、青年政策的失敗和傳媒對抗性的言論的氾濫。
四是經濟化，說運動反映青年對房屋短缺、貧富懸殊、社會流動停滯的不滿，被視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表表者。
五是邊緣化、污名化、暴力化，把勇武抗爭者說成是極少數，強調他們的暴力、非法、非理性的行為。
六是把效果嚴重化，指運動拖累香港經濟，危害一國兩制，破壞法制，擾亂民生，斷送香港前途。
以上的分析框架，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是其根據是相當薄弱的，有時更是以偏概全，甚或扭曲的結果，是一貫意識形態的延伸演繹。如果我們抱着開放的心靈，願意張開眼睛，到運動的現場了解一下，多看不同傳媒的報道，細心閱讀一下科學的民意調查及學者的現場調查報告，我們不難發現，主要的現實並非如此。
香港的現實
首先，運動發生有它內在的成因，主要不是因為市民不認同遣返逃犯的一般原則，而是因為廣大市民對中國大陸法治的不信任，害怕因為修例而失去中港之間的法律防火牆。明乎此，我們可以說港人是為了免於恐懼而戰，也是為了維護自治而戰。
關於運動的組織，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組織，因為完全沒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反修例運動的特性是「無大台」，組織是流動的、平行的，主要靠網絡平台來商議及協調，是無組織的組織，是自發的組織。這是運動的新形態，不能以過去的經驗想當然。證諸運動的5項要求，我們看不到有人要顛覆政權、要取政府而代之。不過，人們對管治方式及政制確實有不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實行雙普選，是民主的爭取。
至於人心回歸的問題，香港無疑有拒共、反共的歷史；不過，我們不能說這種傳統一直不變。事實上，自回歸後，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有增加的趨勢；只是到了2008年之後，才隨着大陸打壓人權事件的興起，及中港社會的摩擦增多而下降。由此可見，港人的反共心態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因應環境的變化而加強或減弱，不能諉過於港人反共的「本性」。
有人把人心離異歸因於教育的失敗及傳媒的荼毒。回歸後，有關國家民族的正規教育及非正規教育，只有加強而無削弱，何來「教育失效」之說？同樣，回歸後，香港傳媒為權力中心所收編、統戰、打壓的情況有增無減，實在沒有道理歸罪於愈發馴服的大眾傳媒。本來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及香港的認同是兼容的，但由於大陸產生的疏離感，加上這次運動的衝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大為加強，完全蓋過對中國大陸的認同，這也是不可忽視的新現象。
至於運動有否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這個當然有，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不是官方所暗示的滲透陰謀。人們所看到的，是一些港人為香港的人權自由在國際上公開奔走呼號，不涉什麼秘密顛覆。反修例運動並不避忌國際化的問題。事實上，運動積極把香港議題提上國際層面，受到國際傳媒的關注，並得到一些國家的支持，無疑是香港社運一個新的發展。
當政者傾向把反對自己的運動邊緣化、弱化、污名化，是其本能的反應。不過，如果他們因而忽略了運動的主體所代表的廣泛民意，這將是重大的缺失，會衍生錯誤的對策。從民意調查及遊行抗議的人數來看，絕大多數市民都反對政府的倒退政策。他們不單是在人數上佔優，同時也代表較具質素的民意。無論是從運動的規模、行動的風險及參與頻率來看，市民對運動的議題甚為執著，承擔感十足，反映出港人一向被忽視的一面。
另一個反映民眾的政治承擔的，是他們對武力抗爭的容忍。他們對少數人破壞公共交通建設或是對個人層次的武力衝擊，或有異議；但總體而言，民眾對一般勇武抗爭多表示同情、理解，從而一再否定民意逆轉的社會預期。這當中牽涉到民眾原來對有關議題的執著，也跟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縱容黑社會活動、濫捕等鎮壓措施所產生的逆反及同情心理有關，也與運動感人事迹此起彼伏有關，更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強化有關。
把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把運動看成是經濟、房屋問題的反映，顯然是從主觀出發，拒絕承認香港有其深層次的政治問題。事實上，政治爭議在回歸後持續發生，而學者多次的運動現場調查也發現，參與者的教育水平及社會地位都是較高的一群，並非經濟收入最低落的階層，足見以經濟解釋的反修例運動的蒼白無力。
回歸高度自治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驚覺香港出了問題，邀請了一批學者到北京提意見。我敬陪末座，提出其中一點，是希望中央不要「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意指從「河水不犯井水」轉到「有所作為」不要過猶不及，偏離了原來政策的合理之處。好了，經過10多年的「作為」，不斷地收權、壓縮，香港在過去幾年，確實有給人被中央及特區政府壓服的感覺。但反修例運動一來，當中的民怨及深層次的政治問題就暴露無遺。
多年實踐證明，干預香港、壓縮香港的自治權，不但沒有管好香港，反而促使民間產生更大、更深的疏離感和牴觸情緒。反修例運動說明，港人願意不惜一切保護他們的自治權和自由。《基本法》所答應的高度自治，原來就是港人所最珍惜的。自治的問題，對年輕一代更是2047年「大限」所在，是他們今天已要面對的前途問題。如果中央及特區政府真的想一國兩制成功，必須回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要達到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比實行雙普選更有效──因為只有這樣，當政者才可促成社會大和解，取信於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則是邁出實際可行的第一步。政府由此可以了解香港問題的事實，從而對症下藥。
政府千萬不要以為大力打壓，再給港人一點經濟好處、開展一下對話，就會萬事大吉。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