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飄零」是70年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先生的名句，本已沉寂數十年，近幾年卻成為本地潮語，例如有果茶店以此為名，政治網紅亦用之標榜招徠，而最爲搶眼的，就是以《花果飄零》為名的香港電影，在2021年的金馬獎獲頒最佳導演。
有評論認爲該片是「給予懷有中國民主夢想的人高度同情凝望」，也有訪問寫到「〈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雖以文化為主體，但文章中也包含了唐君毅對民主實踐的期許。」而在頒獎禮上，大會如此介紹該電影，
「導演以非常詩意的方式講述歷史和現實，其抒情風格有她獨特的形式，展現了導演的能力和視野。」
據説電影是個夢工場，電影人在裏面追尋自己一個又一個的美夢，令人羡慕。但是「以詩意的方式講述歷史和現實」這個説法可圈可點，需要小心。因爲講述歷史和現實，前提是深入了解和找出證據，在此基礎上的詩意，才能夠站得住腳，風格才夠獨特，才能展現導演的能力和視野。
所以，歷史和詩意是主從關係，不可混淆。
如上所述，該電影將唐君毅先生的「花果飄零」與西方民主掛鈎，充滿詩意，蘊含悲情，這個詞語更似乎被塑造成民主新圖騰，予以自恃和發揮。但當本文參考了相關論著，卻發現兩者並非對等，亦無甚關聯，而唐先生對西方民主的看法相當複雜，更頗爲負面。
下文將陳述唐君毅先生對西方民主的看法，希望有助弄清「歷史和現實」。
西方民主並非至高無上的唯一價值
因五四運動之故，唐君毅也認同民主和科學才能夠拯救中國。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摒棄中國文化，反而認爲中國文化具有永恆的普世價值，是建設民主中國的重要精神資源。故此，他秉持「守故開新」，強調如果缺乏自身的歷史文化根源，就不可能認識世界。
為什麽他這樣看呢？因爲唐君毅並沒有將西方民主政治視爲至高無上的價值，而將之歸為諸多價值中的一種。他更且將民主定義為「間接的」和「消極的」的思想概念，無法凌駕其他價值。唐氏有如此觀點，是因為他認爲西方民主本身存有不少弊病，並非「盡善盡美」。
民主政治的「內在矛盾」和「不乾淨」
唐君毅指出，民主政治的原則和理想看似美好，能夠兼顧「平等與差別，普遍與特殊」，人人平等，但如付之實踐，則問題重重。由於人人都重視自己的觀點和利益，最終往往變成片面的強調差別與特殊，而犧牲原先的平等理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民主人士派系林立，內鬥不絕，此即民主政治的「内在矛盾」。
那何謂「不乾淨」呢？唐氏認爲西方民主精神淵源於基督教的「原罪論」，此乃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石。在「原罪論」的影響下，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功績」，就是把自己人當人，讓每個自己人都可以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文化價值；但「原罪論」也有可能產生極大的罪惡，那就是不把別人當人，不允許別人追求有別於自身的價值，這就導致民主精神核心的「不乾淨」。
他說道，
「人既不深信人性善而信原始罪惡，則在只追求一人生文化價值的人，便免不了視另去追求其他人生文化價值者根本不是人。所以在中世紀之基督教徒，視異教徒根本不是人，是惡魔。」
「在西方歷史上一切革命中，對外戰爭中，對殖民地的征服虐待殘暴的事件中，撇除西方人之權力意志之禍根外，還夾雜有『對方不能實現某一人生文化價值，即不是人，故該死』之意識。此意識是西方民主精神的反面。」
西方民主有如此先天缺陷，故此唐君毅希望將中國「性善論」加入西方民主概念，即是將性善論視為「正」， 把原罪論視為「反」，把民主政治視為「合」，那麽就可以由通過一個「正」—「反」—「合」的辯證「轉折」，轉化成理想的民主政治。
所以，中國文化可以成爲改良西方民主的催化劑。唐君毅認爲只有通過融入中國文化，西方人才將能克服其權力欲望及征服意志，學會尊重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和文化價值，以及自身發展規律，全人類才有可能謀求真正的和平。
對「一人一票」制度的擔心和懷疑
選舉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必須程式，唐君毅卻對於以數量決定質量的「一人一票」的選舉原則疑慮重重，懷疑其能否選出最勝任的執政者。原因是每個人的能力、水準和素質（「賢與不肖」）各有不同，卻都擁有一張選票，個人能力與選票完全脫節，存在着「重量不重質」的弊端。
唐氏曾道，「在普選制度中選票是每個人一張，孔夫子投票是一張，一個愚夫愚婦投票也是一張，其被選舉權亦是一樣的。」
那怎樣的選舉制度才是合理呢？
唐君毅提出將中國傳統的價值等差概念，與西方民主政治強調平等的觀念相融合，以中國古代的「推選」改造現代西方的「競選」，從而創造出更高層次的民主，促使賢人當選，避免庸人當政。只有把這種尊重「價值等差」的觀念，注入民主思想及制度中，民主政治才能有「質的提升」。
以「推選」取代「競選」的思路，與目前國内政治學領域致力研究的「賢能政治」思路大同小異。可以說，早於70年前西方思潮席捲全球，雄霸天下之際，唐先生並沒有盲目崇洋，而是看清西式民主的種種問題，且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
民主競選活動的驕吝現象
唐君毅對於民主競選活動頗爲反感。他認爲政治競選活動的主要形式，就是候選人的自我吹捧，同時致力攻擊其他候選人。以儒家的觀點看，前者表現了候選人的「驕」，後者則暴露了候選人的「吝」。在如此制度下，民主競選活動很容易產生出「既驕且吝」的候選人。
而對於選舉制度容易被利益交換所引導和收買，被宣傳噱頭和花招所愚弄，唐君毅更是憂心忡忡，說道，
「現代式之競選的宣傳之注重刺激，引動選民之某一種心理。以便對其生好感而選他；選民於此，並不是直接由對其政治才幹、政治道德的崇敬而選他……至於宣傳之賴金錢作背景，而使金錢愈多者，愈善宣傳者，愈易被選；更使人之被選，非以其人而被選，乃以其後面之金錢力量而被選。則選舉者名為選人，而實則乃選錢，最終很容易導致庸人政治。」
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看法
唐君毅自1949年來港後，發覺某類南來民主人士把從事民主運動作為個人的爭權奪利的手段。他們對內拉幫結派，不能團結抗敵；對外則致力詆毀，互相攻擊。唐君毅認爲這些民主人士只重批評，沒有學問根底，「不認識中西文化之精神之異而相通；只重消極的懷疑批判，不重積極的創造的綜合」。
故此，他們「只講自由民主，而不在人文人格之觀念上立根」，「自由民主之口號，亦將只有破壞打倒已成之社會政治力量之用」。
故自1949年始，唐君毅在香港從未參加過任何民主活動。1978年他病逝於香港，享年70歲，翌年《唐君毅全集》正式出版。
歷史中的詩意，還是詩意中的歷史？
綜上所述，無論從理論核心或運作方式，唐先生對西方民主都抱着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他的「花果飄零」，最終還是回歸到中國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燭光下，才能找到新出路。所以，「花果飄零」和西式民主，着實沒有多少關係。
現代社會資訊泛濫，導致「知識碎片化」和「黏貼式文化」，謹慎和深思變得不合時宜。在此大環境下，能夠借用先賢言論予以發揮固然難得，但歷史和詩意兩者必須弄清主次，也要小心不要犯了「非黑即白」的謬誤。就等於唐先生雖然反共，但他並沒有非此則彼，轉而膜拜西方民主，將之視爲至高價值和唯一出路。
唐君毅先生哲學思維清晰，文化底蘊深厚，他的思維和視野比我們想像的都複雜得多，也清醒得多。
本文下筆千言，耗時數晚，也只不過想説明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