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

撰文：胡佛（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朱雲漢院士最近完成了一部新著，我承他的厚愛，讓我能先睹原稿，並表示一些淺見。若干年來，我對台灣社會的擾攘，十分憂心，特別在輿論及知識界，也常出現價值錯亂，顛倒是非，以及浮囂、乖戾之氣。在這種自以為是的偏執下，很易將自我縮限在一方的井底，看不到井外廣袤的天地與風雲變幻。我的憂慮，使我在若干場合禁不住提高嗓音呼喚：不要以為只要自己端坐在這裏，地球就不會動啊！

歷史的巨浪已衝高到一個時代大翻轉的轉捩點了，我們豈能閉目不看這股巨大的推動力嗎？當我慨嘆我的嗓音究竟能震動多少人的耳鼓時，朱院士的大著正映進我的眼簾，忽焉我有一種終於發覺有人身在最高層，不畏浮雲遮望眼的既異樣又欣慰的感動。

在細讀了朱院士的大著之後，我豈止是感動而已。他的若干突破流俗之見的膽識，直逼問題核心的洞見，通達貫穿的剖解，以及從中所流露出的人文關懷與正義情操，更使我不能不在心頭感到震撼！我的震撼，使我進一步察覺到朱院士的整體構思，在空間上，既着重「致廣大」，也求取「盡精微」。在時間上，則能放眼300年來的中西歷史，縱觀所激盪的波濤及發展的方向。「致廣大」是一種「宏觀」，而「盡精微」是所謂的「微觀」，朱院士先將兩者聚集在社會及價值體系的結構中，再巧妙地融入300年來的歷史波瀾，從而得在歷史的高處，巨細靡遺地觀察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等各種因素，在互動間，對人類發展所形成的動力。

朱院士多年來在社會理論及實證研究上，所累積的嚴謹而深厚的學養，再加上對人對事常能設身處地加以體認與設想的稟賦，使得他可從容地擺脫某種特定立場與思維的牽絆與侷限，而發展出全盤觀察人類社會脈動的科學歷史觀。在這種他自稱「大歷史觀」的方法論的引導下，他從認證、析述、評判，直到道德的思維，逐步推演，條理分明，而能在不見鑿痕下，一氣呵成，完成他的通盤而完整的論述。我在細讀的過程中，時而滿眼湧現不盡歷史浪潮的湍急，也時而充耳聽到兩岸啼不住的猿聲，但也有一種柳暗花明，輕舟已過，而前村在望的驚喜與感喟。

且看朱院士如何「高思在雲」，開啟他對21世紀世局的探究。他首先用一篇〈序曲〉，語出驚人地為歷史的發展定調。他直言：當前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站在分水嶺上，可同時看到四重歷史的大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他指出美國的單極體系，從冷戰的結束迄今，不過20年，卻正像一個歷史空隙中出現的例外。至於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相對地，也正顯示「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這一反轉，會造成最基本層次的結構性變化。朱院士的論斷是：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不僅認為西方國家的爭奪霸權，追逐所謂的國家利益，原本就是歷史進展的必然過程，而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則更是人類意識型態的終點與政府的終結型式。不過，請試想：如人類社會的共同目的，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基礎上，促進人人的美好的生活，很顯然地，西方強行殖民主義及爭取世界霸權的主要國家，長年的強取豪奪，何止是摧殘公義，且經常成為世局紛亂與災難之源。

朱院士也毫不避諱地指出：過去以西方文明判定「進步」與「落後」的座標，已受到相當的質疑，亦即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未必是「進步」，而與自己文化傳統重新接軌的，未必是「落後」。這真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種種說詞，所作的當頭棒喝！請清醒一下罷，還能再習焉不察，任人擺佈，而自欺欺人嗎？

朱院士放聲直言當前歷史所面臨的四大反轉，如果他對近300年整體歷史的巨變，未能發展及運用他的科學史觀，全程地細察、深究，那是說不出的。但在人類社會生活進展的過程中，近300年的歷史流向是極為曲折、洶湧而變幻莫測的，朱院士卻能敏銳而精確地掌握其中的主流，而在大著中分用五個篇章，針對若干重點，進行多面向及多層次的析論。我不能盡述他通篇大著的精采內容，但可略舉其要及我的一些隨感。

一、朱院士首先緊握住關係到西方世界整體結構的兩個核心要素：「市場」與「民主」，然後再進而剖析美國霸權的衰退。朱院士指出，「民主」與「市場」一向為西方世界發展的兩大支柱。西方的知分子且認為民主可帶來和平及良好的治理，經濟市場的自由化及全球化更可增進共同的富裕，而美國則是打造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因之，整個世界當然要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也一向認為爭取及維護世界霸權，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但實際的演變幾乎是南轅北轍。

在所謂的新保守主義，以至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導下，市場機制所造成的則是「弱肉強食」與「劫貧濟富」，而少數富豪則一面強勢地操弄及掌控民主的過程，導致民眾的意見與需求難以正確而公允地表達；一面則自利地影響及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功能，使得公共福祉無法有效地加以維護。朱院士曾徵引確切的數據，說明美國貧富差距的懸殊，已極為嚴重。相當多數的民眾淪為弱勢的貧窮階級，而少數富豪則成為強勢的特權階層。兩極化的社會，經常會出現階級的對立與抗爭，進而破壞社會的安定、和諧與凝聚。

再看社會風氣，普遍流於放縱與拜金。朱院士異常憂心這樣的發展，會「獎勵自私」、「追求虛榮」，以及誘導「無止境的享樂與無節制的貪婪」。他的憂心實質上牽連到人類生活的社會道德及文化取向的根本問題。我也深感面對如此的「美國風」，已不能不提高警惕，加以深究，決不可一昧地盲從了。到了公元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終於引爆金融大海嘯，造成世界經濟秩序的混亂，若干歐洲國家且陷入金融的困境。美國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的神話，也隨之破產。

美國在朱院士所指稱的「變形市場」及「變形民主」的交互運作下，無論經濟力、政治力及社會力皆趨向衰退。在另一面，若干傳統及新興民主國家在美國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促動下，效行上述市場與民主的機制，終造成更嚴重的紛亂。向被稱為「終結價值」的民主，在這些國家卻變成「劣質的民主」。所謂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開始消退。朱院士且指出，就連美國若干倡導自由主義的重要知識分子，也主張美國的民主體制，必須加以改革。總之，美國在911事件後，雖仍強力地維護單極的世界霸權，但很顯然地，已力有未逮，且不再能頤指氣使地掌控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了。

二、現不妨作一設想：如「非西方世界」，仍像過去一般的「落後」，美國的國力縱然呈現衰退，也還能自作調整，彌平一些區域局部性的風暴，而在峰迴路轉後，也非無可能維持單極霸權於不墜。但這一設想，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後，恐怕已絕少具有可能性了。

我完全同意朱院士所強調的，中國的崛起與所發展的中國模式，對全世界而言，簡直可稱為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巨變。中國在1979年才進行「改革開放」，隨即就以最快的速度，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以最廣的幅員，進行全面的工業化；以及以最大的規模，消滅普遍的貧窮。朱院士根據多種研究資料指出，在短短的30餘年間，中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多項指標，皆一舉超越美國。這種轉變，已確切地說明全球生產力與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秩序在權力及價值結構上的質變。

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一元現代性」框架，已不能不為「多元現代性」所取代，而美國單極體系的霸權，也自然趨於式微。朱院士更意味深長地認為：中國的崛起要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歷史大故事中了解。這也就是說，人類世界的整體結構正面臨進一步的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