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3個月的折騰，特首林鄭月娥終於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總算是踏出了最具戰略意義的一步，暫時中止了幾個月來在未認清形勢的情况下，妄圖以胡亂作為來控制局面的狀况，並取得了寶貴的喘息空間，令雙方都有機會檢討各自的戰略破綻、汲取經驗教訓，就下一階段作出部署。
林鄭宣布撤回修例，實質上等於在策略上回歸基本步──分化運動的支持者（中間市民、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勇武），逐步將暴力示威者邊緣化──除此之外本來就別無他法，所以之前什麼引蛇出洞根本就是胡謅與瞎搞，一點用處也沒有，同時亦很大程度反證正是這些強硬態度與手段，導致運動規模不斷擴大，連本來有不少分歧的「和理非」和勇武也逼出個「水乳交融」來。現在仍堅持要強硬平亂、不應退讓的人，真不知道還能憑什麼這樣說。強硬了3個月有取得任何成效嗎？抑或出動解放軍才算強硬？
自相矛盾的戰略賭博
由此可見，仍堅持不應退讓的那群人是認為相對於一直保持強硬，中央和港府是採取了「一手硬一手軟」，因而才未能平亂。但筆者可以跟你們說，你們搞錯了：這3個月來這些毫無連貫性，甚至不具戰略意義的「手段」，根本一點都跟「一手硬一手軟」沾不上邊。說穿了只是在無計可施和抱僥倖心態的情况下，每一次都與之前自相矛盾的戰略賭博而已，以致每一次都是在打倒昨日的我。結果是一再延誤戰機，與目標漸行漸遠，令風波愈發不可收拾。
更甚的是，這一群人更一口氣「發明」了斷網、《緊急法》等「大規模自毁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self-destruction），細看之下發現它們對香港的破壞力，比出動解放軍更厲害。就是這些天方夜譚式辦法，以及中央及港府屢次錯過平息民憤的時機，令美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由一開始的「雷聲大，雨點小」，到後來美國國會跨黨派參眾議院領袖和議員都無法接受林鄭撤回修例，執意在9月9日國會復會後優先及盡快通過該法案。真的很想知道這班與國際規範和政治完全脫節的人怎能治港？
運動尚欠更正當理由
回到抗爭一方。隨着林鄭宣布撤回修例，反修例運動將首度出現焦點被奪的失焦與分化危機，所以現在起才是見真章的時候。其實早在林鄭宣布撤回之前，運動已漸漸需要一個比反修例更大、更正當的理由（a bigger cause）。特別是暴力升級後，該需要變得愈發重要，否則難以將暴力行徑正當化。
在宣布撤回修例後，之前對此毫無準備的問題，已開始逐漸浮現，尤其是示威者開始以港鐵作為報復和破壞目標。須知道港鐵不是警察，它沒有武力，也不會還手，示威者這樣只會白白失分。因此這個bigger cause 首先是不能帶暴力或仇恨性的，也不可以是「攬炒」──抗爭一方需要好好想一想，這與運動的存續攸關，可不是一件文宣工作那麼簡單。
「敦克爾克大撤退」 可一不可再
事實上，運動當前的問題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暴力與仇恨，而是指向了當代抗爭文化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傾向。《口罩與旗幟：民粹主義、公民主義與全球示威》（The Mask and the Flag: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 一書的作者Paolo Gerbaudo 稱之為「參與的崇拜」（thecult of participation）。「參與的崇拜」泛指示威者沉醉在一種活在當下、為自己而活的熱情之中。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將對群體意識的渴望，對當代社會裏孤獨和異化的補償的尋求，以及自身的變革之旅，當成了抗爭運動的終極目標，蓋過了抗爭本身。
這種浪漫很容易會令行動喪失戰略意義，所謂的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Dunkirk）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回事。跟歷史上的敦克爾克大撤退一樣，英法聯軍之所以出現被德軍圍殲的危機，是因為聯軍在戰役開始時一頭撞在德軍預期的進攻方向上，同時德軍亦將計就計，暗渡阿登森林，其後在陸上對聯軍形成全面包圍。9月1日當晚港人的自發義載行為，令絕大部分示威者成功撤離大嶼山，固然令人動容；然而在運動的角度來看，卻是個極大的警號，幾乎因一時的憤怒而招來全軍覆沒之災。與其繼續沉醉在這種浪漫裏，倒不如好好汲取箇中教訓吧。
京港解讀成因 出奇地接近
就在抗爭一方認定中央處於運動的絕對對立面，只着重「止暴制亂」及其全面管治權，態度與措辭均非常嚴厲的時候，事實上不少官媒的口風已逐漸轉向，開始反思這次風波的根本成因。當中就連早前曾赴港調查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亦刊文指香港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文章亦認為，2019 年的香港動亂，外因是中美博弈的延伸，內因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下的地產霸權；而這一代民怨的根源，在於香港地產霸權與政府的「共犯結構」。一些文章甚至明言，香港的政改問題以至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隨着佔領運動的平息，再次被表面的穩定和繁榮所掩蓋，港府無心也無力處理，令今次反修例運動爆發有其必然性。因此，「止暴制亂」斷不能作為這次風波的終局，必須對症下藥。可見內地部分媒體對這次風波的成因與解決方法的解讀，出奇地與港人和抗爭一方接近。
儘管民粹主義者有將政治凌駕社會、經濟層面的傾向，但他們並非不了解香港的不平等與不公乃源自寡頭政經集團所造成的深層次矛盾。一直以來的矛盾與分歧，就在於中央將治港重點放到經濟民生上，而港人則重視政改問題。但現在中央也開始承認政改問題是掩蓋不住的，也是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文章甚至認為，縱使港澳辦在9月3日記者會上態度強硬，但總算讓普選重新回到了北京治港的話語體系裏面，讓人看到重啟政改的可能。
讓政改與改革成為最大共識
其實到了今天，港府治理能力嚴重不足、中央有責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香港政改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些觀念，早已在北京浮上枱面。港人好應把握這次機會，一方面讓中央了解到這是香港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也在合心意的範疇上表示認同，好讓北京清楚港人的共同願望，讓它知道推動一些措施它不會白忙，關鍵在於如何將港人所願重新定義和包裝成為北京所屬意的事而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