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龍馬會怎樣看香港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日本幕末時期(1853至1869年)的形勢,複雜程度不亞於今日香港。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艦隊(黑船)來航,不單轟開了日本的大門,更同時打破了國內的力量平衡,成為幕末維新時代的濫觴。

黑船來航的最大影響就是武士階層對西方以武力開國,感到極度憤怒,因而指摘江戶幕府,呼籲應將實權奉還給天皇,要求對強行叩關的外國人予以征討,此即「尊王攘夷」運動。後來幕府一意孤行,不滿的人形成了打倒幕府、還政於天皇/朝廷的「倒幕」思潮,與支持幕府的佐幕派針鋒相對。

對於這種逼近歷史臨界點的兩極化狀况與路徑發展,港人自然不會感到陌生──中國因素在香港的角色就好比黑船來航,導致社會分化,一方面出現了像號召「尊王攘夷」般的民主和抗共運動,另一方面建制則為了恢復威信而採取強勢作為,壓制反對力量,最後社會形成一種非敵即友的二元化思維與輿論,爭論焦點仍只是權力,卻沒有誰對香港「向何處去」提出較完整的構想。

以思想打破格局

這篇的主角坂本龍馬(1836至1867年), 其功績在生前一直沒有被重視,不但壯志未酬身先死,而且還一直淪為「人血饅頭」,直到明治新政府成立(1868年)後10多年才被大眾媒體從歷史中發掘出來,一躍成為民族英雄。

作為一介脫藩浪士和維新志士,龍馬脫藩後廣交天下有識之士,豐富自己的眼界,洞悉世界局勢,從而指引日本變革方向,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的答案。因此龍馬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為過去所拘泥,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

坂本龍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促成了薩摩及長州這兩個雄藩的同盟,史稱「薩長同盟」。當時幕府權威衰退,諸藩當中,以薩摩藩和長州藩最具政治影響力──長州藩是倒幕的急先鋒,而薩摩藩則因連年支持幕府,不斷鎮壓攘夷人士及對長州的軍事行動而陷入財政危機。雖然當時雙方都已有倒幕的打算,但之前曾多次兵戎相見,對彼此都懷有敵意。

在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龍馬提出「薩長同盟」的政治構想,為此在兩藩之間奔走斡旋,推動雙方會談。1866年初,薩長兩藩終於結盟,成為打倒幕府的關鍵,更是日後偉大的明治維新的真正起點。

薩長同盟對香港有什麼啟示作用呢?長州藩在香港無疑是長期抗爭的民主與本土力量;而作為貿易強藩的薩摩藩好比商界──本來實在沒有什麼理由跟幕府與錢過不去,然而長年支持幕府的鎮壓與軍事行動卻導致財政危機,同時發現幕府實在不行。更重要的是,薩摩發現如果長州被消滅,那麼幕府將成為國內獨大的勢力,最後不止薩摩可能下一個被消滅,甚至在外國侵略下,日本將淪為一個半殖民地。

薩長同盟與反修例運動

所以突然有人想到,假如日本這兩個最有力的雄藩聯手,是不是就可以打倒幕府?

這個人就是坂本龍馬,他以脫藩浪士才具備的破格思維,發現長州需要武器抵抗幕府,而薩摩也不想跟長州打仗,並需要錢和米,於是提出一個互取所需的雙贏策略,以物質面的互利消弭精神面的對立,令薩長兩藩從爭吵變成了合作,結成了推翻幕藩制度的同盟,以思想打破格局,顛覆政治實態。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只不過,反修例運動和薩長同盟的意義與啟示卻不應止於此,而應作為開展更廣泛的階級和解(class peace)的契機:反修例運動讓大家了解到,香港固然是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然而真正的階級矛盾並非想像中那麼大,在大是大非之前,人們可以彼此捐棄成見,槍口一致對外。由此可見,一直以來的階級矛盾,很大程度是統治者用以製造階級與政治分化,藉以鞏固其管治的權術,例如商界與支持民主的中產必須處於對立面,就正如幕府必須令薩長相爭,才可削弱和控制他們。可是一旦出現坂本龍馬這種人,為兩藩釐清癥結、居中斡旋,促成薩長同盟,幕府便立刻一籌莫展,最後更兵敗如山倒。

加速團結 減少內耗

薩長同盟得以成功,與龍馬富彈性的思想,願意從不同角度看事情固然有直接關係,但最重要的是主導龍馬這些行動背後的戰略與思維:不論是薩長同盟或之後建議「大政奉還」,龍馬都是為了加速日本的團結、減少內耗(因時代背景,當時英、法等列強也正積極牟取在日利益),希望幕府能夠盡早和平地將政權交還給天皇,組織新政府,打造一個全新的日本──沒有看似犧牲根本原則的薩長同盟,又怎能成就日後的明治維新?目前香港既缺乏像龍馬這種具破格思維與鮮明構想的人,亦欠缺能為遠大目標忍辱負重的人。人們整天只打嘴炮,想贏又不去團結更多人,試問又怎能復興香港?

「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與坂本龍馬有一段逸話:西鄉批評龍馬欠缺堅定的信念,龍馬回應道:「西鄉,你一旦決定一件事之後,就想貫徹始終,但這麼做,將來你會落後於時代的。」事實上,當初龍馬也對黑船來航感到無比憤慨,不過他很快就意識到,武士刀不可能抵抗「黑船」,日本面對的是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不能再像以往般解決問題。之後龍馬更師從擔任軍艦奉行、統領幕府海軍的勝海舟,拓展出更宏大的世界觀,同時修習航海技術與海軍知識。後來以此為基礎,在長崎建立的「龜山社中」(即後來的「海援隊」)──這個表面上是商社,實際上是促進薩摩、長州兩藩合作的政商組織,透過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最後成為打倒幕府的關鍵。

在對立中尋找維新之路

儘管如此,龍馬一直以來的夢想,卻是未來能以海援隊去開拓視野,把國外的長處吸收,壯大日本,可見龍馬強調的是革新日本而非倒幕。即使龍馬建議「大政奉還」,促請幕府奉還大政給天皇,但實際上龍馬的構想是成立以德川家為中心的新政府,令將軍家仍然掌握政治實權,而非要消滅它。

這一點對北京與港府尤為重要:目前香港的狀况並非無可挽回,只要肯落實意義猶如「大政奉還」的「雙普選」,還政於民,共同改革香港體制,各方仍有望能一起構建新香港;但如果繼續倒行逆施,則很難保證將來會出現更多無法控制的「薩長同盟」與新政治,最終形成一股討幕的洪流,走向全面對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