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古月堂藏唐代鎏金雙獅纏枝碗（作者提供）
唐代的金銀器發現，當以陝西何家村的窖藏至為代表，奠定了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珍藏地位，其中號為「天下第一金碗」的唐代鴛鴦蓮瓣紋金碗，以及唐代雙獅纏枝紋銀碗，皆為鎮館之寶。它們告訴世人，貴族時代物質生活的富庶一面，深刻展現着中國古代文化與四方交融的氣度。
天下第一金碗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陝西省公安廳下屬的收容所，在距地表0.8米處，發現一個高65厘米、腹徑60厘米的陶瓮，其西側另有一個高30厘米、腹徑25厘米的銀罐。瓮和罐都蓋滿了金銀器，經西安碑林的陝西省博物館的專家現場清理，確定此千多件出土文物的遺址所在，就是舊日唐長安城南面的「興化坊」。從出土的器物觀之，它屬於唐代金銀器物製作的第一期，與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李家營子一號墓和西安沙坡的發掘，均具相似的特徵。其器壁較為厚重，器物表面多採用任意等分的裝飾手法，即外壁裝飾區間都在九瓣以上，如海獸紋十四雲瓣銀碗，鹿紋十二瓣銀碗、鴻雁銜綬紋九瓣銀碗等。至於裝飾區間，多以 S 形或 U 形瓣表現，好像鹿紋12瓣銀碗的 U 形裝飾瓣，與中亞、西亞6世紀的銀器作風類近。此時期棱形器物較多，在樂伎八棱金杯的環形柄上，還焊接有胡人頭像的平鏨，這是初唐金銀器受波斯薩珊朝金銀器影響的明顯例子。而在碗底或鐺底焊接模沖的裝飾圓片，並使器物形成雙層底，是第一期的特點，反映着西元3世紀流行於西亞的一種裝飾手法。
鎏金雙獅紋銀碗
何家村窖藏的鎏金雙獅紋銀碗，高3.7釐米，口徑12.6釐米，造型精美，揉合着中西方的藝術風格。銀碗口沿下內束，折成略有弧狀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雲頭，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圓飾片。圓片內以魚子紋為底，中心模沖出兩隻相對的瑞獅，雙口銜着枝，腳下亦裝飾一株折枝花，邊緣為一圈繩索紋，繩索紋外加飾一周向內翻卷的波浪紋，紋飾均鎏金。
唐代文化百花齊放
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獅子這種動物，上圖的鎏金雙獅紋銀碗卻清晰的刻着兩隻獅子，顯示唐王朝的繁榮與開放，文化上呈現繽紛的多元化風格，除了豐富的中國傳統工藝和裝飾風格外，且包含大量從西域傳入的外來文化元素。在碗壁上以捶揲技術製作出凹凸紋樣的手法，在古代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可謂西方器皿特有的傳統。銀碗碗底主體周邊環繞着繩索紋圓框的裝飾手法，並非中國古代的裝飾手法，當中常以獅、鹿和瑞獸為題，以繩索式圓框或花瓣圍繞，明顯受波斯薩珊銀器的啟迪，被稱為「徽章式紋樣」的製作手法。銀碗中雙獅的對稱布局，同時符合中國傳統審美中均衡對稱的要求，再加上碗體各種中國傳統紋樣，反映唐代工匠們並不是單一地借用外來文化，而是有機地與本國的文化統一，融合為中西方藝術風格兼局的器物。
古月堂所藏的鎏金雙獅纏枝碗，高4釐米，口徑12釐米，底部寬7釐米，可以說同時擁有陝西博物館藏唐代的鴛鴦蓮瓣紋金碗和雙獅纏枝紋銀碗兩件器物的特質。整個金碗澆鑄成形，細工平鏨，器型端厚，侈口弧腹圓足。從外觀而言，十二瓣仰蓮凸凹有致，每瓣內鏨刻卷草紋，圍繞成碗的圓周。每對蓮瓣上端之間鏨有鴻雁，奔獸，鴛鴦，飛鳥，鸞鳥與回首獸，展現郊野充沛的生命力。其鳥獸的紋式，碗底的連珠紋，魚子紋的背景，以及捶揲而產生的內外花瓣效果，均與何家村發現的蓮瓣紋金碗相類。至於碗底模沖的獅子含枝狀貌，更與前述的雙獅纏枝紋銀碗圖案如出一轍，在波浪紋及內外二重線圈的裝飾下，尤如特別矚目的徽章。兩隻雄獅昂首挺胸蹺尾，兩前肢，一隻前舉相觸，一隻着地；後肢一隻前跨，一隻後蹬，形態如拱衛之狀。兩獅各含一支蔓草，花莖交纏，枝頭花葉呈左右下垂，兩獅下部飾兩枝對稱蔓草花。
器物製作全盛時期
唐代金銀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鑄造成型外，還使用錘擊成型的方法。這種工藝早在西元前2000年的西亞地區，就掌握了錘揲技法。瑞典學者俞博 （Bo Gyllensvärd，1916-2004）指出中國接受了西方輸入的錘揲技術，從而使唐代金銀器製造工藝的發展進入了全盛階段。在器物形制及裝飾紋樣方面，國內外學者也認為，唐代金銀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薩珊、印度、粟特等多種風格影響。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裝飾圖片，在西格魯吉亞的伊伯利亞王國顯貴墓葬中也曾發現這種銀碗。
西元7世紀到9世紀，粟特與中國關係甚密，中國的金銀器深受其貴金屬工藝的影響，中國和中亞、西亞等地在金銀器製造技術方面的交流，最遲在北魏時期就已開展。到了唐代，波斯人在中國境內製造大量工藝品，這些金銀奇器是他們主力製作的對象。另一方面，中國的金銀工匠也曾在中、西亞長期居留，從事相關的生產活動，在器物上力求中西文化特色兼具，也大大拓展了唐代長安與西域的市場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