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3年裏面第二次到烏蘭巴托。有些地方發展得很快，從機場到成吉思汗廣場，一路都是新建的高樓大廈，其中剛開張不久的香格里拉酒店尤為矚目；也有些地方挑戰更大，高等教育的處境就是一例。近年港大的高等教育暑期學院，來了不少蒙古學員；在烏蘭巴托聽他們的訴說，更加覺得感同身受。
蒙古不是前蘇聯的一部分，而且蒙古的民主革命（1990年）發生於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以前，但是當年的確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個成員。除了經濟上服從蘇聯的統一調配之外，與其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樣，高等教育沒有明顯的中斷過，因此頗為發達（這裏面有斯大林以科學造神的因素，此處不贅）。
即使現在來看，蒙古大學研究能力的底子還是很厚，尤其是自然科學，潛力很大，這與前共產主義陣營在亞洲的幾個國家很不一樣；後者或則經過經年的戰亂，或則經歷災難性的「革命」，高等教育受到嚴重破壞，又或者根本沒有機會起步。
因此，在蒙古步入大學，那感覺與步入俄羅斯的大學，感覺很相似。她提出要有4所大學在10年內進入亞洲100強，也就不算是太奢望的指標了。她的大學有很多與世界前沿大學合作的項目；與教授們談起，對於本學科的前沿發展也是瞭如指掌，但是學者們眾口一詞，都覺得日子很難過。
首先是經濟。由於煤的市場驟然緊縮，最大買主中國因環保而減少入口，一些低質素的煤礦甚至需要倒閉。非常豐富的金屬礦藏，如銅、鎢，或則國際價格下跌，或則外國投資退出，導致發展遲滯。傳統遊牧業帶來最大的產品──羊毛，由於沒有很好的營銷策略，也由於生產滯後，無法進入高價市場。
蒙古本身只有300萬人口，國內市場很小，消費難以支撐國家的經濟。而現代生活的必需，如食品，相當一大部分要靠進口；蒙古人傳統不吃蔬果，烏蘭巴托的城市人卻離不開蔬菜和水果，是最近兩三年年才開始在國內種植。
經濟的發展和前景，對蒙古的高等教育影響很大。教育部正在制訂高等教育發展的藍圖，筆者與同時獲邀的史丹福大學Susanna Loeb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出，假如不知道經濟發展的前景、不知道大學畢業生會面臨怎樣的職業前途，就變成高等教育沒有內涵性的目標，就很難制訂藍圖，所謂4所大學進入亞洲100強，就變成空洞的目標了。
其實，蒙古這樣的國家，經濟發展可以有很大空間，例如旅遊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西方遊客去過都覺得難忘，但是本國人也許習以為常，反而覺得沒有什麼景色，所以沒有什麼開發的意圖。
學術自主 法案被撤
至於藝術，蒙古的美術品獨具一格，加以開發，一定可以創出國際市場。事實證明，藝術市場的開發，雖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與藝術市場的營銷水平有關。兩年前就發現，蒙古「出產」歌唱家（大概與傳統的草原生活有關），加以策略性統整，可以在國際上爭一席位。
還有，近年接觸蒙古人較多，發覺他們很有語言天才；他們自己也承認，要是加以系統的培養和應用，在今天互聯網時代，也完全可以成為一種優勢。種種方面，要是用心開發，要一個300萬人的國家興旺起來，似乎絕對不是妙想天開。
這次訪問接觸了幾十位各院校的領導和學者，卻普遍地不感到樂觀，與兩年前比較，可以說士氣很低；兩年前抱有的一些希望，似乎都破滅了。
兩年前，當時的教育部長興致勃勃地談論建立一個類似香港UGC（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架構，還徵求筆者意見，應該如何委任成員；去年，從暑期學院的成員口中，知道國會果然通過有關學術自主的法案，除了建立全國性的高等教育管治架構，也讓各所院校建立保障學術自主的管治架構。筆者還到處頌揚他們的進取。
不幸的是，這次訪問才知道，兩個月前新政府上台，卻把這些法案「取消」了。事情是怎樣發生的？筆者詳細詢問之下，還是弄不懂（不過也不奇怪，當年英國戴卓爾夫人就是連夜驟然「取消」大學的憲章（Charter）的）。
這是很令人氣餒的。蒙古的朋友都說，經過反覆詳細的討論，大家有了共識，也有了期望，卻驟然放棄了，大家都覺得非常可惜，因為不容易重新再來一次。
探究下去，教育部門的人事變動是很驚人的。4年一屆政府，每一次換屆，都會有人事大變動，除了教育部長換人，教育部裏面幾乎每一個崗位都可以換人，完全談不上穩定性和延續性。這裏面，一般都認為並不一定牽涉到政治陰謀，更多的是加插自己的朋友，又或者上面對於崗位的專業要求一無所知。
藍圖初擬 需要領袖
更大的影響則是院校的人事。蒙古有95所大學，主要的都是公立大學，校長教員都是公務員，教育部可以隨意調動。過去這兩年多的時間，筆者就看過有學者從教育部調到大學當校長，因為政府換屆而撤下來當一名教授，更進一步被迫辭職；也有著名的校長沒有人敢動，但是撤走下面的副校長。這樣的事情，聽得很多很多。
目前蒙古的高等教育改革，有提出兩個方案，各有工作小組在草擬：一個是建立「研究型大學」，另一個是「成果為本的大學」（outcome-based）。前者已經有了初稿，內容非常詳盡仔細，所有高等教育發展有關的領域都談到了，看得出該工作小組下了很大的工夫；在交換意見的過程中，也可以覺察他們對於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都很熟悉，是經過一番調查和考究工夫的。
關鍵是如何落實，好像誰也沒有把握。的確，一項藍圖，設計好知識一個開頭，後面還有許多策略需要解決──輕重、緩急、先後、取捨，然後是建立聯盟，獲得大多數院校和學者的支持。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要有一個領袖人物（champion）。這位領袖需有明確的理想和理念，有膽識和戰略與政治環境博弈，要能堅持又能靈活，方能轉變目前大家心灰意冷的心態。
這位領袖人物如何出現？大家都心中無數。不過，他們之中的有志之士，覺得蒙古缺乏有堅實理念的NGO（非政府組織），可以在政府不穩定的情況下，保持教育發展的穩定和持續。
政治上的不穩定，是發人深思的。照說，這是一個憲政民主的社會，選出來的領導人應該可以按照人民的意旨，毫無顧慮地努力建設國家；實際上，競選過後，很多領袖變成政客，以權謀私，任人唯親，甚至買賣官爵。可是他們是人民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莫之奈何！這是對於民主憲政的一種挑戰，是特朗普的另一個版本。
筆者提出這樣的解釋，蒙古的朋友覺得不無道理──現在的情形，與蒙古遊牧民族的文化底蘊也許有關。筆者常常讚賞遊牧民族的優點，他們沒有工業社會那種僵化、固執、狹隘的缺點，而有靈活、應變、開放的優點。事實上，不到蒙古不知道，不要以為蒙古人都是粗曠而奔放，剛剛相反，他們待人都是溫柔斯文，連說話都是陰聲細氣，非常隨和。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許就是他們不太重視結構和體制，因此像遊牧一樣，政局很不穩定，也不怕不穩定。在現代社會中，這便不利國家前進。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