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赫德森研究所發表的演說，肯定會成為歷史文獻，它不但標誌着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轉變，同時也是美國走向沒落的一個紀錄。演講內容涉及的問題豐富得很，在一篇短文中我只能討論一小部分，但已足以見到當中充滿錯得離譜的經濟判斷，對歷史的歪曲或選擇性失憶，以及無中生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指控，這篇演詞遠達不到副總統演講應有的嚴謹水平。
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情況一般不甚了了，大多不會懂得分辨這經過公關精心包裝過的演詞背後的真偽，容易受騙，但懂得的人卻會看出其內容的粗製濫造，美國雖人才濟濟，但正如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新作《恐懼》一書中揭露的白宮亂局所顯示，特朗普本人的胡來，已令其團隊難以有效運作。
中國得益於美國投資？
上述評價是否過於嚴苛？我相信不是，先舉些經濟部分的例子。彭斯說：「在過去17年，中國的GDP增長九倍，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對中國的投資。」
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很大程度地受惠於快速的資金積累或大量的投資，我曾用正規的「增長會計」（growth accounting）方法估算過，在2000至2017年這17年內，中國61.5%的GDP增長動力來自投資，近年這比重更有所增加。但這些新投入的資金從何而來？是靠中國人民節衣縮食，每年將近一半的產值儲蓄起來用作投資，而不是靠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額有多少？2000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共43.84億美元，連香港在內地155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也遠遠比不上，與中國當年的總投資額相比，只是後者的1.1%左右。到了近年更加微不足道，2016年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是美國的34倍，美國在華的直接投資已降至等於中國投資總量的0.05%！彭斯似乎忘記了，中國的經濟板塊，早已是一龐然大物，美國的投資只是滄海一粟而已。
這麼微不足道的美國在華投資竟「很大程度地」造就了中國這17年的增長？假如此說也可當真，中國也大可吹噓美國的增長其實來自中國。2016年，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等於當年美國總投資的0.52%，比例上10倍於美國在中國的投資！
彭斯也引用特朗普的瘋言瘋語，因為美國對中國有貿赤，所以美國「在過去25年重建了中國」。貿易本是互利共贏的東西，但特朗普不知從哪裏學來一些十九世紀重商主義過時的錯誤經濟學，以為貿易是零和遊戲，出口有順差便是賺，逆差便是蝕。
我過去幾個月在各報已寫過多篇文章批判這種錯誤，近日翻查資料，原來特朗普的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Gary Cohn）也曾屢屢向他講解他的貿易思想與政策為什麼錯誤，在學術界中，眾多包括多位諾貝爾獎的頂尖高手，一樣寫過多篇文章指出特朗普的錯誤。
左派或中間派的經濟學家批評他不足為奇，但芝加哥學派的一樣要與他劃清界線，性格溫和的諾獎得主薩準特（Tom Sargent），本來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巴羅（Bob Barro），不是說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無用，便是直斥其荒謬；芝大和史丹福胡佛研究所的科克倫（John Cochrane）更鼓勵各國不要理會特朗普的挑釁，各自搞好多邊貿易，將來美國自要乞求再加入她們；諾獎得主史迪列茨（Joe Stiglitz）更慨嘆，從未見過有一個國家的總統經濟顧問是如此不入流的。
話說回來，美國有貿赤等於別的國家向美國送出一定價值的商品後，美國只回送價值較低的商品及一堆並無內在價值可在印鈔機不斷印出來的鈔票，別的國家並把這些鈔票放在倉庫中當儲備。以少換多，不是美國賺了是什麼？中國人幾十年來辛勤地工作生產，廉價地把商品賣給美國，令美國人民得以用更低的代價享受豐盛的物質生活，中國在貿易上絕對沒有虧欠美國。蘋果手機的例子雖然極端，但足以說明問題，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包括工程師與工人的中國人民，每部手機只賺幾塊錢美元，但輸出到美國後蘋果公司卻賺幾百美元，若說美國重建了中國經濟（此說當然不符事實），中國便是支撐着美國經濟的最大功臣了。
美拒「百年之恥」期間欺凌中國？
彭斯說：「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多個國家合辦的組織，不是美國擁有的，但八九十年代中國申請加入WTO，最大的阻撓者卻是美國。猶記得近20年前我在本報也寫過好些文章批評美國的不公，朱鎔基那時也慨嘆等入WTO等到頭髮也白了，現在彭斯反而說中國應向美國感恩，豈不顛倒黑白？只是特朗普常常不滿WTO對美國設限，不知為何彭斯還會提起WTO。
彭斯講話觸及到不少歷史事件，一樣反映出特朗普團隊的選擇性失憶。彭斯說美國與其他列強不同，拒絕在「百年之恥」中加入欺負中國，反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又幫助中國建立一些大學，二次大戰時又是同盟國。言下之意，後來的韓戰是中國忘恩負義了。
美國是否拒絕在「百年之恥」期間欺凌中國？1899年9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的確發了個照會給有份瓜分中國的列強，要求她們不要在自己勢力範圍內干預中國通商口岸的關稅，而且稅率應對各國一視同仁，這是「門戶開放」政策之始。
先師芝加哥大學著名政治系教授鄒讜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有關中美關係的劃時代經典《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當中便有詳述「門戶開放」的背景。美國與中國早已在十八世紀便建立了貿易關係，並且希望到中國傳教。以當時的情勢而言，有些國家確是要在中國搶掠利益，但對美國而言，若列強把中國肢解，並以中國為戰場，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反而中國的穩定有利於美國。
但這並不意味美國如彭斯所言，沒有侵凌中國。十九世紀時美國分到的利益不在少數，八國聯軍佔據紫禁城美國並無缺席，美國派了2000多人參戰，第一批登上天安門城樓耀武揚威的便是他們。1901年的《辛丑條約》中，中國要賠上4億5000萬兩銀，年息4%，分39年繳交，這筆錢是清政府5年的開支，也是列強實質損失及打仗成本的10至20倍。美國取得其中7.32%，折合約2444萬美元。
清廷發現所賠款項遠超於八國的損失，於是派了駐美大使梁誠（他可算是香港人，其子曾當過金文泰中學校長，亦是清政府十九世紀派到美國學習的幼童之一）向老羅斯福總統據理力爭，搞了幾年，羅斯福也不理會他。幸好後來羅斯福得知梁誠在麻省的安多福學院讀書時是壘球高手，而羅年輕時也看過梁的表演，二人關係急劇轉好，終於美國答應不再追收中國尚未繳交的賠款共美元1078萬5286元1角2分（見2010年11月1日《信報》拙作〈香港應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其實，美國肯停止再收賠款（已交的早已遠超美國在義和團之役的損失），並不等於美國大仁大義，而是中國太慘，連累美國對華出口大跌，美國希望減收一些錢以刺激對華貿易，清華大學的建立便是靠這筆本來便屬於中國的錢。彭斯對這段歷史的前因後果不甚了了，卻自扮正義，使人反感。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與中國是盟國，但美國是否便是中國的救世主？中國在1937年正式向日本宣戰，同年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已引起世界人民的憤怒，美國人民反日情緒亦高昂，但美國卻並未打算為中國向日開戰。美國的政策是在亞太區劃了一條界，只要日軍不過這條界，日本是否繼續侵華，美國也不緊張。
中國干預美國內政？
後來日軍侵略印度支那及新加坡等地，對美國歐洲盟友利益衝擊大，美國才對日本禁運石油；直至1941年底珍珠港之役，美軍才下定決心宣戰。中國在自己戰場拖住百萬日軍，有利於兵力不及日本的美國在太平洋的戰情。當然，美軍與日軍作戰，也減輕中國的壓力。科大舊同事齊錫生教授的兩冊巨著《劍拔弩張下的同盟》便多有記載，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其實一直都有嚴重衝突。這些陳年歷史本來過去便算，彭斯卻找出來替美國自吹自擂，豈不是幼稚或心虛的表現？中國又哪有虧欠美國？
彭斯有些賊喊捉賊的指控，我們不能不指出，以正視聽。中國在愛荷華州的《特梅因紀事報》刊登了一份廣告，向美國人民解釋自己的關稅政策，彭斯卻指摘這是中國干預美國選舉與內政的舉措。正如不少美國輿論指出，此等廣告是頗為常見的做法，沒什麼大不了，根本與干預選舉、干預內政扯不上關係，但若說干預別人的內政，又有誰比得上美國？中東的顏色革命中，美國的社交媒體起了多大的作用？史諾登揭發美國監控着包括港人在內的大量電子訊息，這些訊息是不是要用作干預別人的選情？
若還不夠清楚，彭斯在演講開始時，特別多謝赫德森研究所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便使人心中一跳。白邦瑞是赫德森研究所的中國通，列根年代曾當國防部助理副部長，他幫助過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NED）法例的起草工作。他在佔中後接受霍士電視的訪問，直言美國政府對香港政治有影響力，那裏有個人員眾多的美國領事館，而且NED曾向香港多個政治活動提供過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助。美國政府資助香港的佔中及其他政治活動，不是干預中國內政是什麼？
中國借錢給一帶一路國家搞基建，中國自己能否收回成本頗具爭議，但彭斯卻不知為何如此樂觀，認定中國會得到極大利益，接受貸款的國家卻會跌入債務陷阱，受中國控制。美國派航母到中國水域一帶巡航，是進攻性動作，中國建不會動的人工島，卻更像建長城般，是防守性的行為，美國卻要責難中國。美國軍費7000多億美元，數倍於中國，竟也要指斥中國的不是。中國與梵蒂岡達成委任主教的協議，往中梵建交走了一大步，彭斯也眼紅，說中國的基督徒會因此而絕望。這些雙重標準或無根無據的指斥，也許是為了服務11月美國的選舉，但彭斯胡亂剪裁事實的演說，卻是不可避免地破壞了中美這一全球最重要的關係。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