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說，中央政府正在考慮讓林鄭月娥在明年3月辭任特首，另委其他人，正在考慮的人選包括金融管理局前任總裁陳德霖，以及曾與梁振英競逐特首大位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林鄭辭職是意料中事，並不新奇。新特首的考慮人選或許便是候選人名單的部分內容，也會是某些方面正積極游說推薦的人選，未必是什麼大熱門人選。
依前例，林鄭辭職之後，將會進行另一輪選舉，以選出新的特首填補餘下任期。由於避免在動亂中示弱（示弱抑或是政治問責），當會在暴亂平息之後，林鄭才會辭職，補選才會開展。依香港形勢，林鄭早已六神無主，拖不下去，早些辭職，應是林鄭與香港社會雙贏之舉。或許這給予林鄭和各方早日平息暴亂的巨大誘因。
不過，《金融時報》提到的人選，卻有值得商榷之處。
陳德霖應是曾蔭權的親密戰友，可見於曾蔭權找他做特首辦主任一例。曾蔭權政府是造成香港當前房屋問題的主要責任者，曾及其親信既有與房地產既得利益者的緊密關係，也與英國政府友好。陳德霖長期在金管局工作，應懂金融，也知金融危機的風險，對今後香港面對美國等的金融攻擊應有能力防禦。但金管局長期與美國合作，奉行美國政策，中美衝突之時，美國攻擊香港之際，陳德霖會否對美國有所傾斜呢？這會是重大國家安全的考慮，中國不得不防。
唐英年在特區官場上沒有政績，但有人望，表面上是因為他的性格，人緣好，實際是他無為而治的不作為，故獲既得利益集團讚賞，方便他們維護利益，或借唐英年推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政策。此所以，在與梁振英的競爭中，唐雖有既得利益陣營的大力支持，卻大熱倒灶，敗於梁振英，關鍵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畏懼他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唐的長處是富二代，安於享樂，沒有野心，但亦沒有動力，在暴亂之後需要撥亂反正，他似乎沒有足夠的能力和魄力。
回歸22年，香港政治即使有董建華及梁振英，卻始終受制於英國殖民地系統的政務官集團和殖民地時代已羽翼豐滿的既得利益者。而「五十年不變」竟成為「五十年不管」，董、梁孤軍作戰，相繼敗了下來。陳德霖與唐英年正代表兩個殖民地時代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會真心地發展香港嗎？抑或還是依循曾蔭權、林鄭月娥等的政治路線，政治服從於既得利益集團？今次反修例事件是顏色革命，街頭暴亂不能奪取政權，但用暴亂來推動人事轉變，讓他們袋中人選掌權，或許正可完成顏色革命。
領導層的兩張皮
香港回歸後，政治的特色是領導層的兩張皮。
特首一面，三司十三局又一面。特首或可任用個別親信，但似乎沒法自主自決地組織他的內閣班子。司局長中有前朝遺老，有別人和第三方塞進來的人物，安排上要顧及其他政治勢力。特首能掌控的，可能便只是三幾個親信。因此，有事就動員不起來，大難臨頭各自飛（或各自躲），今次反修例事件中已有太多的例證。三司十三局以下的副局長、政治助理，作用不大，頗有聊備一格之嫌。特首或有關司局長甚至未能任用符合期許之人。
或許，特區政府是「熱廚房」，難以吸引人才，但似乎更大原因是有太多的勢力因素影響。特首權大於外國的政府元首，卻無力組建對他忠誠效力的內閣團隊。
而在問責官員以外，公務員也是另一張皮，與特首及其內閣難以配合工作，反成掣肘制衡之力。傳統的政治中立文官制，或殖民地時代高效的官僚體系，在掌政者不再是英國人之後，便與決策部門脫節。不是借入閣的政務官而是在領導層內參與政治，維護本身利益，抗拒改革；便是對問責官員的決策諸多阻撓、推搪，以官僚主義對抗政府的政治問責，甚或形成部門為主的獨立王國。正因如此，在回歸前素稱高效率的政務官與公務員體制，在回歸後的工作表現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要解決管治問題，不能依靠人為因素。誰當特首也會面對相近的問題，政府不可能靠把好人、能人換上擔任特首、司局長、部門首長便可解決問題，關鍵的是制度。
制度一是特首用殖民地總督制是錯誤。既沒有英國政府的直接監督協助，包括情治外交的支援，也缺乏宗主國政治產生出來的各種人才填補政府要職。英國統治香港所用的英國人數過千，他們對代表英國的總督有高度的忠誠。《基本法》規定特首不屬任何政黨，雖然權大，卻內外無援。且有許多不正規的政治因素干擾，權大卻難以行使。也如林鄭早前所說，政府只剩3萬警察。特首要保證實權，至少要有來自中央的支援，作為與香港各方勢力談判的實力。
制度二是內閣各司局要有實權，與特首可有一定抗衡之力，使內閣集體權力有名有實。但與此同時，要有真正的政治問責制，能擔當的擔當，不能擔當的辭去。特首與內閣要緊密合作，形成強勢政府，應對立法會、司法與社會。
制度三是專家治港，不是公務員、政客或法官治港，更不是民粹化青年治港，用人、決策制度和文化需要改革。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