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於上周六簽署通過兩黨解除債務上限協議，總算是解除美國債務違約及政府部門停擺的威脅。但美國聯邦政府5月底的現金儲備僅餘390億美元，是2017年以來最低水平，預示財政部需在短期內大舉發債。分析師估計，此前以非常規手段避免債務違約的美國財政部，需要為早前的發債真空期補債，於12月底前須發行超過1萬億美元的短期國庫券（Treasury Bills）以補充所需資金，令近期美國多名高官表示希望加強與中方接觸、不謀求對華經濟脫鈎，是希望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說法甚囂塵上。經過5月七國集團（G7）峰會及中美近期頻密接觸後，此說法似乎非空穴來風。
美債問題 牽一髮動全身
一直以來，有種說法指美國霸權是建立在所謂的美元、美債及美軍「三位一體」上，簡單來說就是三者環環相扣、自我循環──美軍靠美債供養，美債靠美元發行，美元靠美軍力挺，這「三位一體」成就美國霸權，任何一環都鬆動不得，一鬆就全垮。但在早前有關美債違約的風險愈演愈烈時，這老生常談卻愈見真確及具解釋力量。
儘管美國國債是全球最受追捧的資產之一，唯美國最大兩個海外「債主」日本和中國，於2022年大部分時間裏一直在拋售美國國債──日本藉以幫助提振疲軟的日圓；中國如無意外則在推行「去美元化」，影響美債需求。加上近年全球「去美元化」浪潮愈演愈烈，美國需面對大量國家「去美元化」的訴求，令美國逐漸出現國債乏人購買的危機。這個前所未見的新挑戰和新趨勢，對於美債的發行，及更重要的美元、美債及美軍「三位一體」循環機制，構成了巨大的衝擊及連鎖危機。
務實抑或接受現實？
今年很可能出現債務違約問題，美國當然不是第一天知道。現在回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本2月的訪華計劃，以及財長耶倫年初早已表達訪華意願，很可能已有向中國求助的意圖，希望中國購買美債，助美國渡過難關。如上文所言，縱使債務違約危機得以解除，美國仍需在短期內大舉發債，無論如何都急需中國慷慨解囊。在這背景下，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顯示，3月外國對美國國債的購買量升至兩年最高水平，日本和中國雙雙意外地增持美債，逆轉了過去數月的減持趨勢，並終結了連續7個月美債規模下降的勢頭。
這再度證明了，即使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但中美在債券融資領域仍是「利益共生關係」，任何風吹草動也有會殃及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之一的利益。儘管北京近年設法減持美元資產，唯目前仍坐擁高達約8700億美元的巨額美國債務，一旦美債出現違約，將導致美國國債價值暴跌，中國的美元國債也將大幅貶值，導致外匯儲備暴跌。同一道理，在「去美元化」浪潮下，中國也不存在大舉拋售美債的選項，因這會對中國帶來巨大損失。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不會以人民幣作為外幣儲備，因此無論如何都須持有相當數量的美元資產；更何况中國經濟復甦遠不如預期，根本沒有足夠財政實力來大規模實行去美元化。
面對這種兩國利益深度綑綁、相互依賴，近期中美頻密接觸，與其說是務實，倒不如說是雙方重新接受現實。
同一問題 兩個劇本
說來也諷刺，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挑起對華貿易戰，指中國從事「不公平貿易行為」，導致貿易逆差擴大、強迫技術轉移到中國，隨後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高額關稅。不過貿易戰最根本的成因是美國長期入不敷支，對華貿易出現嚴重逆差，可是在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影響下，「中國威脅」不斷被渲染，中國被認定企圖推翻美國、稱霸全球。對此，西方政界和學界一起搖旗吶喊，當中大部分理論與根據，其實只介乎憑空想像與事後孔明之間，結果卻令中美陷入新冷戰，中美關係降至近幾十年來最低點。然而，美國從中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其貿易赤字近年屢創新高，對中國輸美商品的懲罰性關稅，反令美國通脹居高不下、成本上升，造成今天財政緊絀的局面。
5年過去，拜登政府現在同樣面對入不敷支問題，唯已不能靠關稅或減少貿易逆差來解決問題，而是需要中國及其他國家購買美債，否則會危及美國金融和財政體系。因此現在美國一眾官員一再向中國示好，希望能與中方對話或訪問中國；而美國商界、智庫又開始出現有關對中美關係反思的言論，一切又返回了原點。試問對以往為特朗普的餿主意搖旗吶喊、肝腦塗地的人，又情何以堪？
對華政策理論上的缺失
不過反思並非壞事。筆者近來讀過一篇剛巧有引用筆者著作，刊載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期刊的文章。作者指出在對華政策上，有必要對不確定性有更深認識：人們（美國人）在本身不確定中國意圖的前提下，往往會作出一口咬定的判斷，同時傾向簡單歸因，根本沒有分析清楚中國對美國究竟構成何種問題或挑戰，就認定中國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對美國甚至全球構成全方位挑戰和威脅，實際上是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亦經不起論證，導致過往對華政策只能在兩極搖擺──不是接觸，就是對抗，實際上與孤注一擲沒有多大分別。
在不確定對方意圖下，人們傾向只在選擇或放棄選擇中抉擇；但更好的做法其實是塑造（shaping），這樣才能從結構上操縱所有行動的走向，將事情引導向一個更好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戰略不應試圖預測中國意圖、目標或戰略，而是應側重於塑造會影響中國意圖、目標和戰略的條件。這一建議類似以前筆者曾介紹過的Ryan Hass（中文譯名何瑞恩）的方法，即是引導（channeling）中國崛起朝着一個美國可容忍、非敵對的軌跡──只要不具侵略性，並按國際規則行事，中國的抱負或野心便不應被壓制；相反，如果中國試圖通過威脅、經濟脅迫或武力對各方施加影響，美國便須抵抗。剛結束的G7峰會上，西方最新對華政策框架，很大程度是這種塑造與引導方法的延伸。
美國債務問題固然有促進中美重新接觸、不再謀求脫鈎的作用，但更深一層意義是美國對華政策再不能停留在憑空想像或中國威脅論的層面，今後必須在現實層面上與中國做交易，有望擺脫近年各界「愈反華，愈容易上位」的不合理現象，讓中美走出新冷戰。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