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產領域因為動力機械的發明所帶來的變化，使人類從事生產的稟賦由體力轉變為腦力。作為人類精英的聰明頭腦比之一般凡庸之眾即只有模彷能力，或照吩咐辦事的社會成員具有更高得多的價值。他們不再作為食於人的統治者而直接投入生產，通過他們的腦力產出帶來的創新，自然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使社會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得到極大提高。可以說是最高效的資源配置。
精英的角色轉變
當然要使精英角色實現這種轉變，首先在於精英們需要對現代社會的轉變有正確的認識，同時要有整體社會意識，以及這種社會意識轉換的社會制度發生有利於這種轉變的進步。畢竟作為食於人的統治者安穩得多，社會意識如果沒有根本的改變，精英們難於實現角色的轉變。
很明顯，傳統社會的精英和現代社會的精英內涵有相當大的差異。作為傳統社會精英的那些人的集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於血統、宗族等甄選統治者的機制，雖然作為一個穩固的政權，必然吸收了相當部分的社會聰明頭腦；而作為真正的現代社會精英，其內涵更大程度上指的是具有聰明頭腦的那些人。這樣兩者的範圍並不一致。這也使很多國家和民族的現代轉型迄今沒有出現以精英角色改變而得以實現的根本原因。
迄今為止，真正實現轉型的也就是歐美和日本那麼幾個國家。究其原因，歐美有文藝複興至啓蒙運動的思想意識層面的轉型，社會意識發生自由平等的轉變，制度上有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的確立。這些觀念的改變與制度的確立，自然是由精英主導發起。這一方面推動精英角色轉變；另一方面為精英的新角色提供保障。兩者可以說互為因果。很明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是一種激勵機制，激勵市場主體以更高的效率進行生產與營運，以提高自己的市場地位。從經濟發展規律看，市場主體提高市場地位最有效的方法是技術創新。而這正是具聰明頭腦的精英優勢之所在，也是最有利精英轉變角色的基礎。
沒有實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精英不可能轉變角色，計劃經濟與國家主導的經濟效率較低就是例子，因為那裏最聰明的頭腦不在經濟體系中，殫精竭慮地推動經濟發展。自由平等法治為精英從事任何領域的事業提供不受政治或社會其他因素困擾的保障。這種保障有利於精英集團的壯大。只要有足夠聰明的頭腦與意志，主要依靠制度甄選，不需要什麼人，什麼機關的許可就可以是精英集群的成員。在這樣條件下精英集群的壯大，有利經濟的發展，因為這使整體創新能力更強大。真正的精英在這樣的環境下依靠的是自己的聰明頭腦，而不是擁有權力或資源而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直接從事經濟領域的經營也好，從事科學、文化等社會進步所不可少的領域都是這樣。
破壞性的緊張關係
精英角色轉變帶來的效率提高與產出的增加使社會，當然首先是精英獲得更多福祉，同時惠及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民主政治在現代社會成為可能與必須，這與精英角色的轉變大有關聯。傳統社會國家權力其中一項功能，甚或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搜刮被統治者的產出，以供掌握權力的統治集團成員的消費。很多時這種消費對於被搜刮者與當時的生產能力而言，根本就是揮霍。這種治人者食於人的格局總是使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間產生緊張關係。
這種緊張關係往往週期性地發展到不可緩解的程度而造成嚴重衝突乃至戰爭。從而使社會發生嚴重破壞。在傳統社會，由於生產力，由於人性，這種格局是無可避免的宿命。到了現代社會，尤其是主要以創新為推動力的人腦經濟時代，精英可以通過角色轉變不需要再食於人。這樣改變國家權力的功能，不再以搜刮一般國人的產出，乃至直接決定人們貧富榮辱為務，而使國家權力主要用於維持自由平等的社會，甚至用於關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無疑是現代社會國家制度的根本改變。
從價值上看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很明顯實現這種變化的最佳路徑就是民主政治，當然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國家權力由全民擁有。由得到選民授權的政黨或政團行使已受限制的國家權力，授權有期限，到時由選民再作決定。這種選票出政權明顯比槍杆子裏出政權成本低得多，也文明得多。因為權力限於維持自由平等的社會格局，同時扶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民主政治同時有助於使精英推動的人類能力的提高即福利的增長澤及更多的社會成員。當然前提是不應使財富在國家層面的重新分配傷及精英財富創造的激勵機制。
精英實現角色轉變才是現代轉型的真正實現
從動力機械的發明與普遍應用算起，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己經有超過二百年的時間了。其間出現很多的諸如主義、思想與模式。有些甚至喧囂一時，引無數人等向而往之；也有一些胡謅雖然破綻百出，卻也以武力在一些地方強行實施。當然到頭來不免悲劇收場。實際上那些大聲喧嘩的主義，思想和模式，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其創設或提倡者都沒有看清楚現代社會的基點和發展方向。很多時都沒有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最根本差別在於生產手段，即用人力，用人手，還是用人腦進行生產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者是這樣，極端民族主義者是這樣，民粹主義者，宗教狂熱分子全都是這樣。這些主義、思想與模式另一個共同點就是無一例外的從國家權力著手，普遍要求強化國家權力。我們不揣測始作俑者的動機，但很明顯強化國家功能尤其是使其成為決定所有社會成員命運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利維坦對於吸引有從龍意識的追隨者，從而強化主義，思想及模式的吸引力無疑極有幫助。當一個組織自稱是先鋒組織的時候，組織成員高人一等的感覺於焉生矣，那又如何建立眾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呢？
現代社會以開發人類腦力資源的效率決定社會模式的優劣與存留。這種效率決定於激勵機制。人類社會成員就腦力層面看存在賢與不肖的差異。大而化之而言，是具備聰明頭腦的精英與腦力潛能較一般的民眾之分野。現代社會要達到最高的效率只有一途，就是通過激勵機制，誘導具聰明頭腦的精英轉變角色，使在傳統社會中聚集在掌握國家權力的地方，轉而進入社會進步最關緊要的經濟文化領域。
實現這種轉變除了在最需要腦力資源的地方實行正激勵如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外，還要對佔用過多腦力資源的掌權機構實行負激勵即限制權力，尤其是要剔除搜刮的權力，同時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政治，由人民監督政權。作出這樣的腦力資源重整安排後，精英角色自然發生轉變，從壟斷權力食於人的角色，變為在經濟文化層面進行創新，提高經濟效率，創造更多財富而為民眾帶來福祉，古人所謂食人即供養惠澤他人的新一代精英。這樣人類社會自然變得更美好更合理。天縱聰明的精英也才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受到尊敬，無愧人生。
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從到現在為止，被稱為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的23國而論，所有這些國家的精英都實現了精英的這種轉型。正是這種轉型，經濟社會領域有更充足的腦力資源，從而有更高的效率，而實行民主政治，使政府不再直接決定國民個人的貧富榮辱，而只使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分享經濟文化發展的成果。也使政府或說國家權力不須為了維持它的排它性而支付巨大的成本，在中國稱為維穩成本。當然，民主政治雖然由全體選民決定政府的組成，但這不代表精英是原來意義上的被統治者。
民主政治是一種公開的政治形式。國民的意向由包括經濟狀況，社會與論及文化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在精英角色實現轉型後，精英與一般民眾在很多情況下是利益一致或利益相關的共同體，而不是互相對立，你贏我輸的敵我陣營。因而民主政治下的國家權力及這種權力背後所代表的是包括精英在內全體國民的意志，而不是反精英的意志，更不用說，政府的決策有賴於精英支撐的各種智庫的研究成果。從這些意義上說，實現角色轉移後，國家權力實際上還在精英掌握中。從而可以說民主政治在一般情況下是共識政治，是長治久安的保証。看看那些最成功的國家就知道此言不虛。
相反所有不那麼發達的國家乃至被稱為失敗的國家，其精英都沒有實現這種角色的轉變。他們繼續以壟斷國家權力，實行排它性的統治，以操縱生死予奪大權，直接決定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貧富榮辱為最高的榮耀。曾經風行大半個世界，統治三分之一人類的共產主義制度是最典型的，無以複加的形式。與此相反從二戰後，在南美出現的民粹主義政府雖然有著民主的形式，但是精英並沒有成功轉變角色，他們沒有使自己的超然腦力資源轉化為提高經濟效率的創新，或者說他們還未來得及這樣做，來不及做出成績就夭折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幾乎所有這些民粹主義盛行的國家，都有反精英傾向，使精英難以轉變角色。
聰明頭腦帶來的創新
這些在相當程度可說是失敗的國家，在民粹主義思潮主導下，在經濟領域實行國有化，排拒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精英轉型的重要載體。前面我們己經提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所設置的正激勵機制與削減國家權力的負激勵是誘使精英轉型的兩大機制。南美國家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大幅擴大政府的經濟權力，由政府決定企業的資源配置，這種強化國家權力的做法，一方面鼓勵精英繼續留在掌握權力的國家機關；另一方面擠壓自由企業的發展空間，完全是與上面分析的精英轉型的反向激勵。
聰明頭腦帶來的創新需要有平等競爭的條件，比之政府的主導，作為個人的聰明頭腦如何突圍而出？自然不作轉型之想，只好或者留在政府，或者遠走它國。而民粹政府為了取悅選民，不顧經濟條件殺雞取卵，把過多的份額分給民眾，寅食卯糧，自然無以為繼，落個失敗收場。至於極端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因為常常伴隨與他國的緊張關係，強化國家權力乃至在包括思想意識在內的一切領域實行國家主導，精英只有兩種選擇：作為極端民族主義的同路人留在權力機關；或者保留自由理性的思想意識而被邊緣化乃至清洗。這種情況下，精英根本沒有轉型實現自己價值的可能選擇。至於宗教狂熱分子主導的地方，根本夏蟲不可語冰，他們完全沒有抬頭今夕是何年，自然沒有精英轉型的問題。
中國奇跡到了盡頭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落幕後，前計劃經濟國家的轉型出現兩個模式，歐洲模式與亞洲模式，中俄是各自典型。在經濟層面，兩者有一個共性都宣佈放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但國家繼續在經濟領域擔當決定性主導角色。在政治層面，表面看兩種模式差別甚大：歐洲模式放棄本來的政治制度，改行民主憲政；亞洲模式則固守原來的一黨專政體制。實際上即使在政治層面，兩種模式共同點多於差異，那就是精英基本未實現角色轉型。精英大多聚集在權力周圍，依靠權力取得優勢。即使從事經濟活動也以權力為基點使自己占盡便宜。權力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因素。精英並未從治人而食於人的角色轉變為創新者角色。
因而這些國家存在嚴重的社會衝突。表面看，亞洲模式較為成功。實際上這更多的是時代性的因素使然，不是亞洲模式顛複了精英轉型的要求。所謂時代因素有兩個原因，一則相比較於歐洲計劃經濟國家，亞洲那些前計劃經濟國家基本沒有建成成熟的計劃經濟體系。中國是因為毛澤東的胡鬧：印支三國是因為戰爭。二則亞洲模式正好搭上先進國家主要依靠人手的生產工序轉移的全球化。除去這兩項時代因素外，中國還有一個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沒有的優勢，那就是規模經濟優勢，中國有著全球最多的人口，從而有極大的市場。然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中國儘管贏得奇跡桂冠，但人均GDP並未超過歐洲同為轉型的國家。隨著這兩項基於時代優勢帶來的紅利提取殆盡，奇跡亦到盡頭，增長速度正在放慢。要真正躋身先進國家其實只有實現精英角色一途。這既有助提高經濟效率，也可減少社會內部損耗。中國精英準備好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