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研究文字四聲，都用音韻學角度來推斷四聲歷史。清孔廣森有「古無入聲」說。及後，段玉裁首倡「古無去聲」說，認為周秦漢初，聲調只有平上入，沒有去聲，直到魏晉才產生去聲。江有誥起初認為古無四聲，但後來斷定「古有四聲」。黃侃提出「古音兩聲」說。王力同樣承接段玉裁的觀點，在「古無去聲」說的基礎上提出「長入短入」說。胡安順則上接江有誥、王念孫、周祖謨的觀點，主張「古有四聲」，其主要證據就是《詩經》用韻的嚴格統計。
無論這些學者推斷「古有四聲」抑或「古無四聲」，綜觀他們的論述，都集中在行文寫字、或作詩填詞作為論理基礎，都忽略了語言的重要功能就是溝通，忽略了「四聲」有其文法上的重要性，忽略了「四聲」與「五音」的關係，更忽略了「五音」的政治含意。
「四聲」受文人注意，只是魏晉南北朝時候開始。北宋〈太平御覽‧敘文〉便有記載，「《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少有風概，好屬文。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為『永明體』」。南朝齊人陸厥初談四聲，就是從行文的角度作專論。現在有必要重新探索「四聲」的真正功能。
自古以來「四聲」在於「五音」
東漢王充〈論衡‧對作〉說「倉頡之書，世以紀事」，言下之意，文字創製之時，口語表達的語言已經存在，而且更源遠流長，這本來是不在話下。事實上，自然界中不論飛禽走獸，大都以聲音表達意思或溝通，更何況是人類。軒轅黃帝前的神農氏大同時代，因農作關係，頗具規模的農業社會早已形成，人與人之間交往，所表達的事情已複雜，以口語作為溝通工具，文法應該已經非常健全，句子觀念和詞類的定義應該早已存在。
南北朝梁朝劉勰〈文心雕龍‧聲律〉說「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劉勰亦理解到「四聲」早於帝王時代出現之前已存在，之後才有「五音六律」制樂。而史前「四聲」的存在，四聲別義及四聲詞類轉變，自然是文法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亦由此而論證中國「古有四聲」。所謂「肇自血氣」，即是發自內心而表達出來，因而成聲。
上文《太平御覽》所記述《齊書》的一段文字中，說「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其中的「將」字便是動詞，讀去聲如將領的「將」，作領導解。此句意謂沈約行文有音樂性，用「五音」來帶領着平上去入四聲。這亦足以表明「四聲」是有音階差別的，並可隨心使用不同詞類來表達文意。
「五音六律」，古書記載甚詳，在此不贅。所謂「律」，即是定音或音高（pitch）。所謂「音」，即是音階（scale），是音頻的互相關係。所謂「聲」，即是音色（timbre or tone color），即是發聲器具所發出的獨特音質，使人了解所發音的意思，如琴聲、簫聲、人聲、貓狗聲等，在於口語的「聲」，即是如唇齒等發的聲，「聲」配上「五音」便是「五聲」，使人明白每個發音的文意。
〈黃帝內經‧脈要精微論〉說「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五音」入言是人的自然性情所致，古人亦已明白音頻頻譜的連貫性，在「五音」入言的基礎下，習慣了「五音」以外的音難以成理，走音不能入言，會令人難以理解或產生誤會，所以〈黃帝內經‧鍼解〉說「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另外，〈黃帝內經‧九鍼論〉說「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理性與醫理同源，口語聲調有陰陽，亦應早已存在。
粵語保存古四聲特點較多，若談陰平陽平，音高相差八度，普通話陰平陽平相差只有二度。粵語陰平與陰去相差下行三度，陽平與陽去上行二度，而普通話陰平與去聲是相同音高。基本上普通話「四聲」的「五音」已不整，較不受音階約束，所以用普通話填入曲譜較容易，而粵語「四聲」仍受「五音」約束，所以粵語入樂難度較大。正如《齊書》談沈約一樣，粵語仍然保留「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這一漢語文化傳統。
廣東人在這種帶有「五音」的母語環境中自幼成長，對「五音」是非常敏感的。小孩上學時，若老師單憑英文拼寫來自忖班上學童的名字時，若「五音」或「四聲」不對，小孩便會立刻大笑起來。這便是傳統和文化了。而普通話的「四聲」，只徒具「四聲」之名，「四聲」之實不足，與傳統「四聲」有很大出入，談「四聲」只着眼於送氣清濁徐促，很少談音高。傳統「四聲」在北方語系中失傳，相信是受北方外來文化所影響。「五音」入「四聲」是中國固有文化特質，通於古今，所以粵語是不能廢。
四聲別義和四聲詞類轉變
「四聲」的重要性，原意並非只在於寫詩填詞，而是文法上的四聲別義。口語是表達和的溝通工具，中文亦自有一套文法，同樣有名詞、動詞、形容詞、代名詞、副詞，甚至主動被動詞，時態等。中華民族在獨特的環境中，發展出一種一音一義的語言，在這基礎上，某一字所衍生出來的詞類轉變，便用四聲來表示。文字出現後，這種四聲轉化的文法法則仍然存在。而詞類四聲轉變，沿用同一文字，有些則會另創一字來表示。慶幸粵語把這種重要文化保存下來。
粵語中，有很多字平聲作名詞，去聲作動詞。如中（中央，中計）、和（和平，和應）、間（空間，間格）、衣（衣服，衣錦還鄉）、妻（妻子，妻之）、當（當然，當作）、應（應該，反應）、稱（名稱，相稱）、人（人，孕）、家（家，嫁）、陰（陰，蔭）等。事實上，四聲詞類轉變，不止於此。
如《道德經》63章一句「大小多少」，當理解到春秋末封建制度下的社會狀況後，「大小多少」按上文下理應該並非什麼大小事什麼多少那麼簡單，再推敲其詞類，其中所謂「小」，是指地位卑微的低下階層，「少」字是他們因為種種原因，而導致付出多收獲少，可以肯定句中的「大」字與「多」字是動詞。「大」是指提升當時低下階層的社會地位，消除階級觀念，邁向平等。「多」是指多給一些，還原低下階層應有的勞動所得。貫徹中國古代文化「德」字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
回顧歷史，當文字大行其道之後，便轉而着重文字溝通，這種四聲轉化的文法法則雖然仍有保存，但亦逐漸沒落，不再應用，甚至連一些古字原有的詞類轉變，也視而不見，字義因而流失，引起誤解。四聲別義及四聲詞類轉變，是古文文法的重要一環。粵語保存了中國古代「四聲」特質，這一文化內涵，使廣東人對四聲別義及四聲詞類轉變比較敏感，注意文字所屬詞類，方便對古文字的理解，方便與古代溝通，對進一步深入了解古代社會有莫大裨益。這便是粵語之於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古代「五音」的政治任務
「五音」入「四聲」，還有其政治任務。中國古代「五音」入「四聲」，本來是自然發展出來。但由軒轅黃帝開始，中國歷史出現重大轉變。軒轅黃帝利用「親情關係」定立禮制，開始了中國帝制的歷史。禮制利用父子親的「上尊下卑」關係套在人民頭上，形成不能磨滅的階級關係及階級觀念，並用自然的高下差別來使這種「上尊下卑」階級關係合理化和自然化，所以非常強調「五音」，要求人順從民和應變得自然和天經地義。古至〈尚書‧虞書‧舜典〉便有記載，說「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這種記載很多，〈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亦有說明「禮」及「五音」的關係，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古代的「樂」，並非現代所理解作為娛樂的音樂，實際上是一種服從絕對階級的要求，所以說「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漢獨尊儒術，以「禮」建制，所以亦用「樂」來對臣子人民嚴加管束，所以對「禮」、「樂」、「律」非常重視，「禮制」相傳，新朝同樣注重「禮」、「樂」，所以為舊朝寫史，都會有《律曆志》等書。〈漢書‧律曆志上〉便有「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降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
春秋末老子對這階級觀念的「禮」提出反對，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認為這種含有階級觀念的「五色」、「五音」是違反自然，所以〈道德經‧12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戰國時期出現道家，就是主張反對這種封建的階級觀念，〈莊子‧馬蹄〉說「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若回復自然的人性，人人受尊重，便無須強調「上尊下卑」的「禮樂」，若回復自然的「五色」，人民便無須用法例來規管，政治化後的「五色」才是亂，違反自然。同樣，若回復自然的「五聲」，人民便無須用律例來約束，政治化後的「五聲」才是亂，違反自然。從「五音」的政治理解，可以更加了解古代封建制度的實況。
「漢語」與「官話」之別
按《維基百科》「官話」條目說：官話（又稱北語、北方話、官話方言。此外有時也稱北方方言，唯此名稱有爭議）為漢語的一支，主體為北方漢語。若視漢語為一種語言，則官話是漢語的一級方言，下分數支二級方言。若視漢語為「漢語族」，視官話為獨立語言的話，則官話下有數支官話的方言。無論如何劃分，官話的地位都跟吳語、粵語、閩語、晉語、湘語、客語、贛語等相同，要麼同為獨立語言，要麼同為漢語下的一級方言。
「官話」最早是對官方標準話的稱呼，官話是漢語的一種漢語語言。官方標準語不為某一地語言，是中國過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語，以便能互相溝通，上朝奏疏。
現時把官話稱為「現代漢語」，給「漢語」一詞一個新定義，這無不可，但亦要注意傳統「漢語」的定義及對方言的包容和尊重。傳統以來，中華民族各朝代都有「官話」作為官方語言，約定俗成，從來沒有人有異議。而傳統上，「漢語」一詞只是漢族語言的泛稱，包括所有方言。「官話」與方言是共存的。因元明清三代，都定都北京，亦定了用北方話作為「官話」，這種「官話」沿用至今天，只改稱為「現代漢語」而已。而西方所謂的母語（mother tongue） ，是指自出娘胎所學的第一語言，其實即是方言。沒錯，對外國人而言，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此處「漢語」一詞只是泛稱，而不應是指「現代漢語」，而香港的「漢語」就是粵語，所以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
近日有些言論，令人對「漢語」、方言、粵語、母語等名詞產生混淆，所以有排解的必要。母語是指自出娘胎所學的第一語言，若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這即是說香港人的下一代，自嬰兒開始牙牙學語，所學的不再是粵語。這是徹頭徹尾的一種文化自戕，所以才為世所稱奇。帝王時代尚且沒有這些說法，仍然尊重方言，更何況現代？文化是自然演變，不可能是突變的。文化傳承，人人有責，在此大前提下，對方言應該要多加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