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機制是香港教育死穴

 

最近特首選戰揭開序幕，有意競逐者自然刻意公開自己的施政理念。教育是施政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參選者都會描述其教育施政大概。有參選者指過去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做得不理想，假若當選，會在這方面尋求改善。提不出詳細綱領的，最簡單直截，主張廢除 TSA，似乎就最得民心。

 

香港教育問題多籮籮，自然很易使人想到教育政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但真的是政策問題嗎？這又不能不使人深入思考。作為政策，香港教育也不見得是千瘡百孔吧。我們有很好的學校結構：幼兒教育、小學、中學、大學，層次井然。近年因應時代發展，中學有直資學校，大專也加入了副學士及發展多樣化的證書文憑課程，學生和家長的選擇是多了。

 

我們的學校，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課程設計，學校教育拾級而上，課程內容包羅廣泛，有中有英，有文有理有商有藝，如果不是「hea讀」，保證完成強迫教育，學生總能拾到些人生依據，足夠將來就業所需。

 

我們也有一套精密的考評設計，每年公開考試的 DSE 都運作暢順，能評定不同學科的不同等級，考核結果的認受性也很高。大學根據這些成績聯招（JUPAS），減少人為意見影響人才的吸納。

 

在校內也有很到位的學生能力評估，小學有定期的學能測驗，成績協助升中派位。小學和中學也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有效評定學生的不同能力，方便教學策略的調配。近年教育局也加強視學，由「質素保證視學」以至定期的外評，給學校的行政和教學人員專業的評估和意見提供，兼起監察學校運作作用。

 

 

不能不提的，香港有一大群專業且任勞任怨的教師。他們適應日新月異的教育施政，工作量即使異常沉重，但都用心教學，而且盡量配合學校的要求，為學校的公開試爭取理想成績，其卓著的成就，很多時被學校張貼於學校外牆，為學校的定位廣作招徠。近年出現一大批合約教師，即使教學前途沒有保障，但不願丟棄教席、或排隊參與教育行列者還有一定數目，足證有教育理想的人還有很多，誨人不倦的教育事業還未淪落。

 

有這些一切，教育政策還不至於出大問題，需要好好整治吧。我想一直以來教育政策的被詬病，並不出於政策本身，而是怎樣去實踐這政策，或在實踐這政策的同時，有沒有扭曲或疊床架屋的成份，令學生和家長飽受壓力和煎熬。

 

香港教育的硬件（即是政策）沒太多問題，軟件卻很難說。這軟件，說穿了就是用什麼心態與行為去爭取教育的成果，而且最終會調轉頭來影響教育政策。我的題目說是「競爭機制」，嚴格來說競爭不會是一「機制」，但當競爭變成了「機制」，情況就相當嚴重，而且容易產生質的變化。

 

比如說，要現在的家長用最籠統的說法去指出教育的毛病，我想最大可能就是學童飽受學習的壓力吧。這壓力，有具體的體現，過去是 DSE，現在是 TSA。所以近年爭取廢除 TSA 可以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現在有特首參選人對教育政策沒有太多描劃，但主張廢除 TSA 原來可作參選的能量，就知問題給簡化到什麼程度了。

 

教育的專業者不知說過多少次了，TSA 其實只是一項學生能力的評估，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過程中，掌握一些具體數據，用來調適課程，及改變教學策略。TSA 變成操練，就是學校用了「有殺錯冇放過」的理念，凡是牽涉學童數據的測試，不管是否會定學校或學童生死，總之就要加強力度，操練文化因此形成。有校長公開指證教育局會用相關數據來督責學校，這更是把一項沒有操練誘因的測試變成了社會的過街老鼠。評估有問題嗎？沒有吧，有的只是如何去實踐面對評估的措施。

 

 

香港教育的諸種問題，用 TSA 這個例子就可做很多層面的推衍。不妨由最基層說起吧。現在的家長最擔心學童進不了理想的學校，因而要「贏在起跑線」。怎樣贏？送子女入 playgroup 是起點。Playgroup 是進理想幼稚園的踏腳石，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就是這套進階。當然說的簡單，當中需要密集的操練。學生需要學十八般武藝，要通過不同階級的筆試和面試。認真的家長要和學生陪讀，考學生就是考家長。

 

家長都仰望名校，因而需要一早部署。但即使成功進入名校，為免被「睇死」，每次測考都不能放過，力有不逮者要外出找補習，造成補習是一門大生意。每年DSE不知折騰多少學生和家長，因為要求一大學學位，就要努力苦拼，而且沒能進入英中，差不多就象徵升大無望（40%前列學生能讀英中，18%中學生能進大學），形成了社會重英輕中的文化。扭曲學習語言，對學童身心所造成壓力不知有多大，但學生和家長卻甘之如飴，認為是學習成功的標記。

 

當然更細緻地分，進入理想學校也非萬無一失，還得選讀出路廣闊的學科，要由中學起，一直進大學，當中又自然不了無限量的競逐。

 

學校為公開試成績也受很大折磨，因這是學校辦學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更是向很大部份不熟悉教學原理的校董，說明學校有多大本領的重要內容。近年由於升中人數銳減，學校為收生以至生存苦拼，施加教與學的壓力，更成了獨一無二的秘技。

 

這些一切，是政策問題，還是實踐問題，不妨深入研究。但事實也不用太深入的，政府「大把錢」，如果「應使則使」的金科玉律能挹注在教育施政上，不能說瞬間可翻天覆地，但多少的質變還是有的。

 

大學學位如增加，DSE 的關口能打通，學童面對的困境肯定可改善。實踐證明中文中學的學生還有進大學機會，如大學學位再增加，競逐英中壓力相對減少，家長選校也還可較重視子女實際情況。

 

中學即使不願意小班教學，但改善師生比例，總可增加老師數目，變相改善教學質素，舒緩學習壓力，也令學校不至被「殺」，校方不用千方催谷成績才能確保學校生存權。類似問題都是可有相同的方向解決的，終歸還是哪個大道理：錢非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

 

至於不同層次類別的評估，只要不構成過度的壓力，學習還是可以快樂的，學生的童年還有天真活潑的契機。

 

所以不用侈談什麼教育政策的改變，把教育還原為真正的教育就可以了。要針對教育的死穴做些工夫，而不是隨便漫無邊際，說說就算。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