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Nobel and Lasker Laureates of Chinese Descent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介紹百年來15 位科學及文學諾貝爾獎、Lasker獎及Wolf獎的華人/中國人得獎者，包括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高行健、錢永健、高錕、莫言、屠呦呦、李卓皓、李敏求、簡悅威、吳健雄，多數是留美留歐。介紹由熟悉他們的人書寫，例如沈祖堯寫楊振寧，楊綱凱寫高錕。
百多年前義和團之亂後的庚子賠款，美國用部分錢送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和開設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開啟另一波放洋留學。由清末道光首批官派留學生（幾年後被召回）到中美聯合管理的庚子賠款留學生（幾年後被召回），以至民國期間時局驅使下的移民和公私留學生，中國新生代精英「花果飄零」於外地habitat，不少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更且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砥柱，但除了清末首批官派留學生，近百年的留學生事蹟罕見專書敍述。這本書補了這個缺。
該書以人物個案事蹟為單位，直接間接指涉中國科技發展的三個課題──什麼是「人才」（文理人才是怎來的），科學與社會及時代的關係（科學在中國的境況），中西200年政經商學的關係（中美歷史恩怨情仇）。這些課題在在正正反反與今天及明天息息相關。際此中國大力發展科技，香港定位為大灣區創科中心，中港互補共濟並進，這三個課題更見切中時需，亟須梳理。
新書發布會上，編者之一的陳光輝教授（港大醫學院校友）說這本書源於幾年前港大校長立之的倡議，主要是希望激勵青少年後進投身科技、傳承輝煌及回饋中國，也希望香港和中國大陸提升R&D佔GDP比例的投入。
發布會由陳光輝教授、港大梁淇姿教授和我發言和座談，港大前校長徐立之教授發言後也熱烈加入討論。主題是「李約瑟問題」（Needham’s Question）──古代中國科技條件比西方先進，為什麼（現代）科學沒在中國出現。
五四運動無禁區深切反省
我補充當日發言，草成此文。
李約瑟之前，中國人任鴻雋已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五四運動無禁區深切反省中國、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激烈爭議中國積弱因沒科學與民主、沒科學與民主因中國文化反科學與民主。百年來出現三條策略路向主幹線，其一是認為救亡必須改造中國文化和發展科學與民主；其二是認為（中國）文化（生命）不可改造（改造即死亡）、中國不可能（不必有）有科學與民主；其三是認為科學民主等現代化必須從國情現實出發，「走自己的路」，選擇性在中西古今之間「去蕪存菁」。五四之後再隔大半世紀的開改改革，初期又興起一波反思「中國國運、個人自由、科學與民主、中國與文化、傳統與現代」五者的關係，近年沉寂下來；隨着中國的崛起，百年計的問題與課題進入更深層次，如今更須迫切梳理。
中國科技興國和大灣區的香港科技發展，將面對「教育及個人興趣與努力，官民資源及器具設備，民生商用市埸與軍需，政經社會文化生態與科學精神」四重要素，目前規劃着重前三層面，較欠第四層。各級掌政當權者和業界學界片面單因單向吹谷前三層面，渾忘（以至逆反）第四層，局部膨脹、未能均衡思考和發展，後果堪虞。
未形成西方整全的「科技體制」
科學是事物（matter）的分（fission）與合（fusion）的客觀規律（objectivity）、自由秩序（free order）及方法學（methodology）；科學是想像與現狀、知與未知、物質與非物質（精神）接壤及轉化，由人類控制及運用，多數先起於個人的「超現實」奇思妙想，再集體系統化成為知識體系；科學從想像及現象事實為本位出發、以實驗及形式邏輯反覆驗證奇思妙想及直線追尋自然原理、永無止境，過程和後果高威力、高風險；科學精神是「無知、自由、自大、自制」的矛盾的局部均衡統一。
500年來，科學與人類的關係滿布生死禍福；西方走過一個由科學向科技轉化的崎嶇路。初時科學勃起、掙扎擺脫政教合一單元思想道德權力的羈絆，繼而與社會政經現實相適應及形成新關係，終而被接受和應用、形成科技產業；科學與科技有機合一，發揮威力、改造各國和世界及個人與社會，並傳播全球、主導全球化。
由政軍商界、社會及教育、學術及企業，西方形成一個「科技體制」──「個體為本位，尊重客觀性及事實、他者異議的開放多元自由互動檢驗、因應生活而要將科學原理應用於器具，各層面以獨立自治自律的體制（institution）運作」。這個「科技體制」讓科學和科技（相對）有序自由、安全發展及自制自律、開放檢驗和辯駁，避色（一直、連續）失控。科技界、社會和國族比較自覺科技的正反面、局限及危險。
百年來直至今天，大量華人借助西方「科技體制」得以成才，但是否全面領悟、感念完整「科學（精神）」概念不無疑問。中國本土的科學及科技教育及發展49年前學英美法德日，49 年後雷厲風行全採蘇聯模式（出現「反科學」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79年後再向西方開放學習，但仍不少蘇俄遺風和中國本身傳統問題。「教育及個人興趣與努力，官民資源及器具設備，民生商用市埸與軍需，政經社會文化生態與科學精神」四重要素，前三層面局部膨脹，未能均衡思考和發展，後果堪慮，未形成（不願形成）西方整全的「科技體制」。
中國處於混沌總體性
中國天仍處於原始社會天地人合一的混沌總體性（holism），亟亟想像、踐行、奉行三五千年前定型的人本和諧主義（harmonies humanism），奉天承運的一統中央集權專制模式及文化，不借代價求融和一體、拒分斥異，一切作為以替天行道之名，都是天經地義。今天中國仍在「（超現代化）政教合一單元思想道德權力的羈絆」階段，沒形成一個「科技體制」，甚而視之為異端邪說，褻瀆、僭越和冒犯。「中國無科學」準確講應是「中國沒形成這個獨立自治『科技體制』（反它）」，科學困在「一統中央集權專制模式及文化」的無限大、無限強力的無形籠裏，由單元單核心權力無限壓縮或擴大。
科學這「好東西」沒在中國出現，因為中國沒有這個獨立自治「科技體制」。
中國自古也有科學元素，但到1911年仍保留二三千年前成型成熟的一統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這200年來的「千年變局」，主軸之一就是幾千年的不可改造、不可變的文化生命被迫面對現代科學體系的衝擊，「中國」不得不與「科學」（以至個體、體制、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現代性）要互相適應共存並生，卻又心不甘情不願、半心半意，過程宛如基因重組（DNAre-configuration），存亡得失游離變幻莫測。
所以，以其問「為什麼中國無科學」，不如問「科技（元素）與（現代）中國是什麼關係、怎樣互動互變相適應」。21世紀，這不單是「中國問題」，而是「國際/世界/全球/人類問題」。
欠缺「自由、自制、自省」科學精神
五四運動揭櫫科學與民主救中國，百年來中國人一本黑白二分的單方片面思維，只從正面片面看科學/科技，沒有從正面和反面看科技的本質，更沒顧及科技進入中國社會/國度/文化後會產生怎樣的正面和反面後果。百年來，中國人慨嘆「科學這『好東西』為什麼沒在中國出現」，於是只急於用粗放的「中國方式」趕超單方向成效業積，土法上馬、急就章，沒「實事求是、虛心精準、全面」掌握科學精神，砂石俱下，過猶不及，代價慘重。
最典型例子是大躍進。當時是最高領導一聲號召總動員，舉國敢為天下先，全民互相綑綁捨命狂熱大搞「超科學」運動，不惜代價、自設常規、多快好省彎路超前抄捷徑，自定標準、戰無不勝，持續由勝利走向勝利，過了頭沒回頭望、反省或自制，沒人異議質疑，結果釀巨災。
大躍進的「自然科學工程」災難後，繼而是文革「科學哲學工程」的更大災難。兩次人類奇災同樣是把「好事」片面神聖化，舉國體制一窩蜂如海嘯席捲大地。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和近期的新時代政經工程，也屢見這種不兼顧正反面、單方向單邊過頭的機械科學主義思維。
科學這「好東西」沒在中國出現，因為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只視科學為「好東西」，沒正反兼顧全面認識科學，欠缺「自由、自制、自省」科學精神。
中國未全面認識「科學與社會」的關係
因為只從片面看科學這「好東西」，中國迄今未能全面、準確認識「科學與社會」的關係，未能恰到好處回應科技進入中國社會/國度/文化的歷史挑戰，200年來或過度或不足或走歪路。晚清「國將不國」，仍愚昧自滿，「無求於天下」，國粹派反西方及反科學（anti-science）、忌科學（science-aversion），視為妖魔鬼怪、奇技淫巧，拆電杆鐵路軌，義和團以符咒巫術抗槍砲。其後以「師夷制夷」和「中體西用」半心半意搞「偽科技」（pseudo-science）和「類科技」（quasi-science），以假亂真，自欺欺不了（日本）人。
1949年後，70年來中國結合「馬列科學社會主義、唯物論及唯物史觀、中國唯心主義」三重意識形態，更集中單元權力、人才和資源搞無限夢想的「泛科學」（pan-science）與「超科學」（super-science）。
百年未能產生「科技體制」
中國欠缺一個個體（the individual）為基礎、多元開放自由的現代社會及文化環境，百年未能產生「科技體制」（有時反向走）。事物（matter）的分（fission）與合（fusion）最終操於一人（人兼神職）。不論正面或反面，都由一人一幫壟斷本質介定和形勢判斷；「今上」真理化身，神聖不可撼動、基層「群眾」人人各施各法，名目上是積極跟風合模，實則發揮聰才智、公器私用。「中國無科學」意指大躍進和文革那時一腦一言主宰事實及個體、沒正反兼顧及多元開放的「無知、自由、自大、自制」科學精神。
和任何時代一樣，「新時代」的理想世界遠處滿布未知，未知與現實多大距離，但如今「新時代」有「超現代」的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文化一起為「新時代」提供了「科學」的可知及可行。在這種唯心的「（超）理性科學方法」思維中，或然=必然=應然=自然；任何言行都不存在妄想盲動蠻幹。如今中國可能正超越大躍進和文革，在世界舞台上重現那時那種一腦一言主宰事實及個體、沒「無知、自由、自大、自制」科學精神。
掉進「現代化陷阱」
70年來中國如日本及德國當年，由傳統單元權力體制無節制使用新生的科技經濟軍事威力，創出現代化奇跡。但德日完成現代化後，掉進「現代化陷阱」。
1949年後70年來，中國一方面補十九、二十世紀西方的發展（經濟科技軍事）議程和課題，一方面亟亟於超越西方現有「文明/社會水平」，建構新社會、新世界和國際秩序。前30年是毛澤東的中國唯心式馬列世界觀和革命論，以唯物史觀階段論與國際關係自創「第三世界」論，以想像的「第三世界」為根據地，據以為王，恣意空想盲動蠻幹。在他一人兼神職下，中國自成歷史軌迹，「六億神州盡舜堯」，全民「超英趕美反蘇」領導第三世界。
79年後三十年是鄧小平的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回歸西方十九、二十世紀的發展軌迹，再出發、補「社會主義初階」課，擱置三皇五帝的想像和馬列唯物史觀，以雛型「（類）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本位，重新以「中體西用」實用主義補經濟科技軍事的課，內內外外遇上矛盾即以「矛盾句法」處理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國兩制」），「矛盾句法」處理不了即返祖（atavism）回戰爭狀態。
30年間開放改革創奇蹟，是因為進入的是西方及東亞的經濟發展的「已知未知」（known unknowns）領域，有現成知識、軌迹和體系可參照，成本低、收效高，成功主要靠虛心學習、聰明勤奮及拼搏跟從。
近十多年，中國「初見成效、忘其所以」，200年受壓抑的「以我為主/唯我為主」心態顯影，漸見諸言行策略，200年的自卑自苦和70年的自大自苦互為表裏。主體意識上，中國恢復傳統文化本色，馬列世界觀和科學社會主義換上中國文化唯心主義。三皇五帝的想像、馬列唯物史觀和雛型「（類）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nation-state）混合成「新時代」理想世界，呼應古遠的天下大同。各種理念價值話語言詞重疊混合攪拌一起。六年來的重大文件莫不是涵蓋中外古今完美理想的「超級矛盾句法」大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一國兩制」小巫見大巫。
異質「中國化」
中國200年只問「科學這『好東西』為什麼沒在中國出現」，沒有想到「中國有了科技、但不當處理科技會怎樣」。中國只以為「科學」最怕做不到、做得到便萬事大吉（開放改革和基因編輯，上世紀中葉是核彈，現在是AI、VR、機器人、 big data），沒想到可能會因錯解誤解曲解「科學/科技」（而又不容另類異議歧見）而生災禍（失誤、走過頭走向反面、後症遺、得不償失，不理道德倫理價值，「成事」就是當下一刻的最高/唯一道德倫理價值）。大躍進和文革試過這樣，傾國奮不顧身跳入那種「不兼顧正反面、單方向單邊過頭的機械科學主義思維」無底黑洞。但六十年來沒反省（根本未認識問題），現在似更大規模走向重蹈覆轍（總之要上要有作為、要做到，「成事」就是當下一刻的最高/唯一道德倫理價值；「成事」必須集中權力義理資源於一核心一人一伙；從而「集中權力義理資源於一核心一人一伙」成為當下一刻的最高/唯一道德倫理價值）。
中國200年現代化勞苦難成，因中國把現代科學民主法治人權經濟市場等「西方主導、普世現代性」外來他者異質「中國化」（sinolization）（一統單元集體主義化），自由民主主權法治都是「集體自由民主主權法治人權」，沒有/滅絕「個體自由民主主權法治人權」。晚清及民國到現在，一以貫之由「中央集權、全管官僚、知識奴才、忠孝百姓」四者互為依存，形成集體主義共同生命，以集體主義共同生命回應現代化的挑戰。集體主義共同生命最上層是絕不可變、不可觸動的絕對性（變則與汝偕亡），最基層是人人各施各法「大自由」，名目上是積極跟風合模，實則發揮聰才智、公器私用。這個集體共同生命不能以開放、多元理性恰到好處認識和因應現代性，不是過度就是不足，幾番歪路上生死折騰。開放改革40年後，如今救亡成功，集體主義共同生命更膨脹牢固閉塞，等下一輪個體化和多元化的開放和解放。
中國現代化仍殘缺不全
五四百年，中國現代化仍殘缺不全（而且局部過度膨脹）；香港積攢最多回應現代化挑戰、最均衡及全面的科學及人文資源要素，都是中國必須、欠缺的。百多年的香港有最接近現代社會及文化的多元開放自由環境，開放人人自由參與事物的分與合，正可以補中國和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的理念不足。
百年香港，不啻為中國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