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技能以外,還有什麼?

教育發展與教育政策的關注點,主要是社會需要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的核心元素,是在工作上用得上的知識與技能。這也可以說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技能」的基本框架。

上月初,本欄憶述饒宗頤,談到饒公沒有經過多少正規教育,卻成為學術巨人。曾經提到,沒有經過正規教育,也許是饒公可以成真正大師的原因之一,否則饒公不難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而不可能如此博大精深。近期報章上看到一些論述,也與此不無關係。

陳智思先生月前因為學生風波,為文質疑學生態度的成因(刊2月3日《經濟日報》),其中關鍵的一段是:「基本做人的道理,人際關係和技巧,為什麼不可以加入正規的課程,作為公開試的考題?如何提升社會素質?」

筆者完全理解陳先生的慨嘆,也明白陳先生對教育的寄望。這裏就涉及的幾個方面,闡釋筆者的理解。

充實學養 待人接物

「基本做人的道理」,是目前學校教育的全球挑戰。本欄曾經從幾個方面論及,這裏不妨綜合重複一下。

一、1996年UNESCO的Delors報告,提出學習的四大支柱: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Learning to Be(可以譯作: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存、學會做人)。第一次把學習的意義擴大到「求知」以外。

二、2002年,OECD(經合組織)做了一個DeSeCo研究報告,把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ies)分為三方面:在複雜的社會群體中與人交往(Interacting in socially heterogeneous groups);自主、自為、自衞(Acting autonomously);有目的地靈活地使用工具(Using tools purposively and interactively)。以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對人、對己、對事。這份非常詳盡充實的報告,也間接隱含:現代的學校制度,只是顧及「使用工具」的一小部分。

三、美國近年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便包括4C:Critical Thinking、Communications、Collaboration、Creativity( 明辨、溝通、合作、創新)。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工作上的需要,但是到了新加坡,改用competency,目標卻不是工作需要,而是「人」,學生要成為:「自信的個人、自為的學習者、互相關愛的公民、主動的貢獻者」。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工作表現為主線索;這就接近陳智思所說的「做人」。到了台灣,又把能力進一步提升為「素養」,與中國2016年北師大提出的「素樣」,不謀而合。素養與competency不一樣,素養包含人的內在涵養,觸及「做人」的底蘊。

四、UNESCO亞太辦事處2013年做了一個調查,是關於「非智力學習」(當時稱為Transversal Learning)的報告。十個提交報告的教育體系,都在近期教育改革中提出知識與技能以外的學習範疇,如家庭關愛、社區和諧、世界公民等,分別涵蓋全球、國家、個人,也涵蓋經濟、社會、人性各個範疇。

五、哈佛大學近年連續的措施,都在強調學業以外的元素。2008年,開始資助中等收入(年收入15萬至18萬)家庭的學生,旨在支持課外、校外、國外的學習經歷。2011年,倡議當年入學的新生休學一年,做學業以外的任何活動,「找回自己」。2016年,帶頭建議大學招生的要求,應該有50%屬於長期的「關愛」經驗,立刻得到255所大學的響應。

六、香港的「教育2.1」,在2016年的倡議文件中,提出教育目標應該是人的素質,就包括:充實的學養(知識與技能)、全面的素養(待人接物)、健康的價值觀。

以上種種,都說明陳先生所關心的「做人的道理」,已經是全球教育發展的關注之點。比較流行的稱謂是「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社會性與情感性學習)。

全人發展 全球關注

不過,其範疇又不止於「人際關係與技巧」。「教育2.1」的「人的素質」闡釋:有了學養與素養,也就是有了充實的知識,又很懂得待人接物,要是沒有健康的價值觀,仍然可以是一名壞蛋。

其實,教育的目的不限是「知識與技能」,本來就是華、韓、日社會傳統的教育觀:德智體群美(香港、台灣);德智體(中國內地)、智德體(日本);智德群美體(南韓)。這些被稱為「儒家社會」的地方,傳統上從來沒有把教育的目的局限於「知識與技能」,而在於「人」。現代的說法是人的「全面發展」,又曰「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

西方的全民教育體系,一般認為是1870年英國的教育立法開始,是工業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全球的學校體系,基本上是西方學校模式的延伸。在當時的情形下,教育的功能,說到底是為了供應社會上的各類各層勞動力。

教育發展與教育政策的關注點,主要是社會需要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的核心元素,是在工作上用得上的知識與技能。這也可以說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技能」的基本框架。舉個例子,認為「人際關係」是屬於溝通技能的範疇,與中國人比較強調的態度、禮貌、良心等等,很不一樣。

香港的學校,素來重視德育與學生全面發展。最早的教會學校都刻意在學校生活中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出現了華洋結合,中國教育文化與英國「公學」(文法中學)結合的學校生活。

傳統的香港學校,校長之下,都有「教務」與「訓育」兩大部門。教師除了課堂教學,還要擔任班主任,照顧學生的全人發展。學生的成績表,除了各科成績,也有操行的評分或評語。1970年代大規模設立公立學校以來,新興的學校依然保存着這些傳統教會學校的辦學模式,都會有專門的高級行政人員負責學業以外的德育、輔導、課外活動等。這是香港幸運的地方。很多國家的公立學校,這方面已經被「廢了武功」。

饒宗頤沒有經過多少正規教育,也許是可以成學術巨人的原因之一,否則饒公不難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而不可能如此博大精深。(Wikipedia Commons)
饒宗頤沒有經過多少正規教育,也許是可以成學術巨人的原因之一,否則饒公不難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而不可能如此博大精深。(Wikipedia Commons)

社會意識 正在劇變

以英美為例,在那裏,當年教育普及化,也帶來了公立學校的工廠化,用最簡單、最省錢的方法,幾乎純粹提供課堂上的教學。只有當地傳統的私立名校,又或者是富裕學區的學校,才談得上全人發展。至今,英美學校談到辦學成就,就是學生的學業成績(公開考試讀、寫、算的分數);香港引起風波的TSA(現稱BCA),也難免是受了這種思維的影響。

但是,時移世易,單靠傳統的「德育」概念,似乎已經難以面對社會變化的挑戰。社會變化,對教育最根本的挑戰,有幾點是比較明顯的:

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工作上要求人員要靈活、創新、求變,與傳統工業社會的要求服從規章、循規蹈矩、嚴禁逾越,有着根本的區別。

二、現代機構趨向小型而脆弱,很難對屬員提供以往一樣的保障,導致屬員也難像以往一樣對機構效忠,因而年輕人傾向於自由、個體、短期、新奇的工作。

三、我們二十世紀出生的人,講究安居、樂業、穩定、保障;二十一世紀出生的人,講究自立、變動、掙脫、突破。整個教育建制(institution)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的學校要適應談何容易,也許根本還沒有意識到社會的巨變;而社會和家長,也常常會仍然用過時的眼光期望學校。

但是陳先生的話又涉及另外一個問題:素養與價值觀,是如何養成的?正規課程?考試?下周再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