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徇同學要求，我向校長提出成立橋牌會的建議，但他不加思索便斬釘截鐵地說不可以，也不加解釋。他甚至表示：只要他一日在位，學生就一日不能在校內玩紙牌。對此，我感到很奇怪，但沒有多問，也不便多問。1968年，經過先一年的左派暴動後，教育署呼籲全港的學校都盡可能在暑假期間為學生組織一些課外活動，以免他們無所事事，在街上游蕩。校長的反應積極，着我負起統籌之責。我趁機問他可否讓學生打橋牌，他說暑假可以，但開課後就不行。那時我已準備離職。我離職後九年，即1977年，拔萃終於在他出外度假期間成立了橋牌會。
體育科最難教
在拔萃我是「百搭」，有科目找不到人擔綱時，校長便着我提槍上馬。有一年，學校欠一名體育教師，他便分了四節中二的課給我。在拔萃教體育可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拔萃的體育設施那麼多，教師怎能不好好地利用？拔萃當年體育課的流程一般是這樣的：五分鐘更衣、十分鐘熱身操、20分鐘分組活動（主要是踢足球和打籃球）、五分鐘更衣。熱身操教師要跟學生一起做，分組活動時教師要巡視及因時制宜地施教，最後還得設法召集他們回健身室更衣。整個過程都很費氣力，我覺得體育比任何科目都難教。遇到教跳木馬時，更要事前補課，請「有牌」老師指導如何防範意外。
1962年，校長考慮到中五有四班，而中六只設兩班，以致很多本校的中學畢業生不能留校唸預科。而中六之後又有不少人出外升學，因而浪費了大量的中七學額，於是決定加開一班中六，叫綜合班（General），不分文理，專收準備到美加升學的學生。他想我教這班中文，課程由我定，內容不限於語文，還包括文化。我恐怕力有不逮，不敢答應。另一年，八月中，理科還欠一名教師，他要我教中四的物理，後來又改為化學。最後，空缺在開課前夕填了，我於是得以免役。
我第二次回校任教時，他又問我願不願意教聖經。為什麼會有此一問呢？記得1963年間，他曾私下對我說，希望日後安排我當一間學校的校長。現在想來，他可能已經估計到，聖公會遲早要發展中學教育，希望藉此助我舖好通往校長一職的道路。我想了一想便推辭了。我願意當校長，也希望當校長，但不願意因為希望當校長而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我估計自己沒有可能在聖公會學校當校長，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深造和兩所大學上，特別是中文大學。
彭泓基的中文啟蒙老師
縱觀這些年來在拔萃任教的科目之中，最滿意的是中文，其次是數學，再其次才是地理。1964年畢業的周志文十餘年來曾多次提到，他仍然收藏着中三那年的中文作文簿。同班的彭鍵基十餘年前跟我重逢時，一見面便說：「亞 Sir，我現在識背朱自清的《一張小小的橫幅》了。……『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幅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已。……』」1967年的校友彭泓基在港大時唸的是理科，後來專研儒道佛，並創辦了中華智慧管理學會，自任會長。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稱我為中文啟蒙老師，這令我感到十分之欣慰，但也有點兒汗顏。
我曾任教5C 和5D 兩班的數學（三角和幾何）課。因為不是科班出身，上課時不多不少總有點兒膽怯。幸好一年下來，風平浪靜，無驚無險，會考成績也還可以。2009年在一個校友會的聚會上，跟鄰座一位校友閒談間，知道他在紐西蘭生活，當數學教授。他提到中五時我教他數學，又說，他以前並不喜歡數學，升上中五之後才對它產生興趣。他這番說話讓我感到異常安慰。
45年後的補課
我初為人師時，4D 有一位來自澳門、名叫陳銘澤的學生。他文靜好學，但成績一般。2008年，在他那一屆的校友聚會上見到闊別了45年的他，於是約了兩位跟他稔熟的同學和他一起來我家敘舊。閒談間，他提到有一個星期因病請假，錯過了我講暖鋒和冷鋒的課，深感遺憾。同來的同學打趣叫他要求補課時，他竟然照辦無誤。我以為這不過是鬧着玩的，便一口答應下來。怎知數月後，他真的從澳門打電話給我，安排補課的時間！我只得再作馮婦。
在課外活動方面，最大膽的嘗試是演出詩劇，最優為之的是推廣象棋，最見成效的是出版《阰報》。當年經常投稿的學生後來都在相關的領域上有一定的成就：劉潤和當上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館長；張灼祥做了專欄作者和拔萃校長；羅啟銳成為著名電影編劇和導演；剛退休的廉政專員湯顯明最近向我表示，他有意嘗試創作，當個作家。
離開拔萃後，初期頗常回去，但一兩年後便很少這樣做了。本世紀初回流後，清閒時間多了，情況跟着改變。頭三年，家在匡湖居時，我不時到坑口探望 Jimmy，也頗常上拔萃。搬到薄扶林花園後，每年也會見他一兩次，回校的次數則因出版《施玉麒法政牧師讚頌錄》和寫校史的緣故而直線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