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不少內地的大儒南下，旅居香港，並展開他們傳承文化，興學授業的偉大工作。錢穆先生是難得的一代通儒，他的得意大弟子余英時以「一生為故國招魂」去總結他一生的志業。他是一位國學大師，傑出的史學家。他在抗戰走難期間艱苦地完成了《國史大綱》以喚起中國魂，奮勇抗敵。書生立言報國，莫過於此。他在《大綱》的序言中明言，國人應該以「溫情和敬意」去研讀國史，對國家歷史的認識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基本義務。後來，他和傅斯年被喻為「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座石獅」。
唐君毅先生是一位悲天憫人的哲學家，精通儒佛，並能貫通西方哲學的鴻儒，他曾受教於新儒家的開山祖師之一熊十力，天份極高，30多歲已能建立自己一套哲學系統。他是第二代新儒家的重要承傳人物，晚年他提出「心靈九境」，建立下了一套清晰的層次和框架的心性之學。但他眼見中國文化的千年大樹即將傾倒，樹倒猢猻散，「花果飄零」，許多人被迫飄泊異鄉，寄人籬下，苦不堪言。他心常有戚戚之痛，甚至半夜夢回驚醒，大叫大哭，滿頭大汗，可見他愛國之情懷。故此，他立志要在香港重植杏樹，冀盼把靈根再植，花果再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錢賓四和唐君毅都是要好朋友，他倆聯同張丕介等在深水埗桂林街的一層唐樓創辦了新亞書院，為當時貧窮的青年人提供了大專的教育，主要教的是文、史、哲、經濟及商業等科目，他們志在教育，不畏艱險，以「手空空，無一物」和「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精神去辦學。「多情」就是新亞的精神，情就是無私的奉獻，純真的愛他人，愛國家民族包括家國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義。
新亞在錢、唐、牟、張等群儒的帶領之下，在農圃道打下根基，到七十年代與其他兩所書院，以聯邦制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大學，在香港的大專大學教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後來，錢穆因不滿大學的種種政策，毅然離職。「功成身退」在農圃道舊校舍創立新亞研究所繼續自主地辦研究學位，及後錢師移居台灣。唐君毅曾出任哲學系系主任，以至接任書院院長，乃至政務纏身，少了時間在教學及著作的工作。幸好，唐君毅的得意弟子霍韜晦在唐君毅離世後奮起傳承其師的遺志，在香港推動「生命儒學」和「生命佛學」在文化沙漠的香港，嘔心瀝血地灌溉，建立一片心靈的綠洲和一處教育的桃花源！
錢穆和牟宗三兩位先生都得享八九十多歲的高壽，但兩人在晚年已移居台灣。1978年，唐君毅先生因病辭世，享年70歲。因此，香港的國學大師變得人丁單薄，難於承傳和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代，中國文化被受冷待，雖然各所大學皆有開辦，文史哲學系，但大都只流於學術研究的小圈子，未能實踐，遑論推廣。當時的社會大眾對國學毫無興趣和認識，只是為了應付中學會考或高考的考試。當年的家長和學校普遍都「重英輕中」。中國文化實急需有人繼起，承傳錢、唐、牟諸位大儒的心血。
霍韜晦如錢師一樣一生守護中國文化，傳承開新
霍韜晦先生當年在中大哲學任教授，他不甘中國文化被受忽略及歧視，誓要扭轉一味崇尚西方的各種思想，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一心重振東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尊師重教，敦品修德等學問。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澱了無數的精華魂寶，實在可以為人們帶來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滿足。
霍師於1982年開始在民間開創文化及教育的事業，以一己之力去付出，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都銀匱乏，尤如錢穆先生等創辦新亞之時一様，「手空無物」但靠兩手雙拳，一步一步把文化事業建立起來：創法住、辦課程、搞講座、辦雜誌、建書室、組歌詠團 、興辦學校……. 30多年來，不過一日閒。
最可惜的是霍師一直想在香港籌辦中小學，但不被香港政府的青睞，因為教育的官員識見有限，未懂教育的真諦，乃至法住多番在港辦學也無功而返。最後，霍師的學校落戶於粵西的羅定名為喜耀學校，提供小一至初中，九年一貫的課程。有關喜耀教育的精粹，我將另文介紹。
中國文化起於遠古的黃帝時代，歷5000年至今未有斷裂，實有先賢不斷努力。中華文化不但影響東亞諸國如日本、韓國、越南，亦因多年來華僑散居世界各地，世界70億人口中，中國華人人口約佔十四五億之多。香港雖然只是彈丸之地，但在繼承中華文化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北宋的張載所言「為往聖繼絶學」任重道遠，我是明白由梁嫰溟、熊十力到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到霍韜晦、余英時幾代人的奮鬥和努力呢，霍師如錢穆老先生一樣一生守護中國文化，傳承開新，當今之世，定有人繼起，承擔世運，延續其文化及教育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