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生的境遇如何?

留學始終和國家的發展和命運緊密相連,在當下這個階段,因為起起落落的中美關係,赴美留學處在一個低點。所以在美國留學的境遇就像一個鏡子,它折射出中美關係的好壞。

最近一段時間,中美關係起起落落,很多留學生會比較緊張,就像我昨天我去參加了一個電影節開幕式晚宴,會上黑人饒舌歌手熱情地唱着”USA-China Together!”中美在一起,中美在一起。可是坐在我旁邊的從國內清華大學畢業來美國讀基礎醫學的年輕小夥子,他對將來在美國發展還是回中國發展就非常迷茫。他來美國三年,似乎很想留在美國。我當年畢業,和他心情完全不同,想趕快回國融入國內的巨變中。不過,很多人從簡單的收入看問題,美國畢業起薪高,特別是學醫的,研究環境也比較好。所以我也能理解他。但是他對目前的貿易戰和對華人在美的排擠非常焦慮,很怕影響到自己的前途。

晚宴結束後我回家以後正好看到書架上有一本書是《留學美國》,作者叫強尼,他是當年中國外交部部長錢其琛的兒子,於1989年到1993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和我認識,所以送了我這本書。我們也曾經聊過留學美國的一些經歷,他比我早幾年來美國,他是80年代末來的,而我是90年代初來美國的。

赴美留學生歷史

在我們這批人之前,中國來美國的留學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當時正值國內的洋務運動如火如荼,國內有識之士都渴望中國人能學習洋人的先進技術。當時第一位畢業於耶魯大學的中國人容閎,向清政府提出選派一些少年出洋留學,這個想法當時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援,清政府後來也批准了,於是就有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的小留學生。他們都是12至15歲左右的男生,計畫在美國學習15年。當時的美國在國人眼裏還是一個蠻荒之地,富貴人家一般不願意把孩子送去,所以這批留美的小留學生大部分都是貧苦人家出生。不過在留學計畫進行到第十年的時候,清政府又反悔了,擔心這些學生全盤西化,又執意召回國。不過當年這些小留學生在美國的成績非常好,分別考上哈佛,耶魯和麻省理工學院等頂級的大學。他們回國後,在很多領域都大展身手。當時中國的鐵路業、電報業等行業的開山鼻祖都基本上出自這批小留學生。最著名的就是鐵路之父詹天佑,以及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

在這批留學計畫之後的第二次赴美留學潮就是著名的「庚子賠款」的小留學生。當年清政府簽訂的《辛丑合約》同意向14國賠償白銀4億5000萬兩,這就是著名的庚子賠款。在幾年之後,美國國會又通過了一項法案,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中超出了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於是就用這筆錢說明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清華學堂也是這個時期創辦的,也是從這時候起,中國開始每年向美國派遣留學生,前後一共派了三批,這就是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這些公費生和詹天佑們不同,很多是官宦子弟。

我先生的爺爺就是拿着庚子賠款的小留學生,他學的是地質學,回國後被張學良請到東北大學任教,還為中國煤礦事業做出了不少貢獻。這批小留學生裏面出了很多大家,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橋樑專家茅以升等人。可以說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中的許多新學科的建立者大多是來自這些留美學生。

第二次赴美留學潮是「庚子賠款」的小留學生。(Wikimedia)
第二次赴美留學潮是「庚子賠款」的小留學生。(Wikimedia)

到了民國時期,除了官費留學生之外,自費留學的人數也開始大大增加,這些留學生大都是名門望族或者是上層富裕家庭出身,並且除了美國之外,日本也逐漸成為一處留學熱門地。我們非常熟悉的胡適、林徽因、梁思成、魯迅、錢學森等這些大家也是在這個時期走出國門的。

再後來就是抗戰結束後,建國之前的這幾年,有個短暫的留學高潮。這期間,以各種名義和方式出國學習的高級知識分子,比如留學、講學、實習、考察和參觀等等,數目還挺龐大。但是建國以後一直到1978年這段時間,赴美留學是前所未有的低谷,國家轉而向當時的蘇聯派遣留學生。50年代中期,又開始陸續向與我國建交的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

新中國建立以後有一波歸國潮,像錢學森這樣的大家,衝破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層層阻撓,回到祖國,是報效中國的科學家。據說他當時幾經周折終於等上了回國的輪船,但是就在這時還被美國給扣押了隨身帶的幾十本筆記本,兩手空空只帶着妻子和孩子就回國了。大家聽着熟悉吧。現在很多科學家回國也會受到這樣的待遇。此外留洋回國的還有錢三強、李四光、鄧稼先、華羅庚等人。

中美建交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再次開始公派留學生,尤其是1985年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之後,中國外派留學生的大門完全打開,當時國內湧現了出國潮,很多人在這個時候都出國了,既有公派留學生,也有自費留學生。不過80年代出國留學的人,基本上都是國內層層篩選的精英了,即便是自費的留學生,也都是佼佼者,很多留學生都能拿美國學校的獎學金。並且當時美國對外國移民很是優待,比如去唸成人學校學英文,每小時還會倒貼你5塊錢,就以這樣的方式去鼓勵大家去融入美國社會。當時的赴美留學生基本是以學習理工科為主,哪怕本來是學習文科的,到了美國後為了生存,也都改學電腦或者會計了。當時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和生活差距都比較大,1塊美金合8到9塊人民幣,所以大家都以生存為主,很多人最後留在了美國,有的入了美國籍,有的拿了綠卡,個人的生活比在國內有很大改觀,但對中國來說可以說是人才流失。精英流失的一個時期。

在90年代末,美國出了個「李文和事件」,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李文和是美籍華裔科學家,其實他來自台灣,是流體動力學專家,在敏感的單位拉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說起這個在新墨西哥的實驗室,我出差都去過。在山上,當時美方熱情邀請中方參觀,我是翻譯,沒感覺那是很敏感的機構。這事在李文和事件前,大概是1998年左右。

李文和本人不怎麼愛說話,平白無故被判處竊取國家機密罪,而且是給大陸當間諜。他的女兒到處去為他聲張正義,最後因為證據不足沒有被定罪,但是身心遭受了很大的傷害。所以當時很多在美國從事高科技的人都很害怕被美國當做間諜。不過從這件事也能看出,美國對中國還是有很強的戒備心理。這樣的心態一直沒變。不過,這些年類似李文和的事情多了,華人科學家境遇還不如90年代呢。

李文和是美籍華裔科學家,其實他來自台灣,是流體動力學專家,在敏感的單位拉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百度百科)
李文和是美籍華裔科學家,其實他來自台灣,是流體動力學專家,在敏感的單位拉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百度百科)

留學生的轉型

我是90年代初來美國留學,讀大學。當時從國內來讀大學的人還比較少,我認識的同齡人曾子墨,就是鳳凰財經的主持人算一個,還有來自上海的邵亦波,易趣網的創辦人等。在我們那個年代,申請美國大學的材料還要用打字機來列印,打錯一個字就得重新打或者用塗改液修改。申請一個學校需要60美金,我和校方說明沒有這個申請費,然後學校就給減免了。所以現在回想起當時是很幸運的,能夠順利來到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習並且畢業。

幸運的除了能夠讀了理想的學校之外,我還能選自己喜歡的專業。我沒有為了生存去轉學會計或者工程之類。美國的人文科學每天都在教會你如何更加了解這個社會。

那時候的整體留學環境對中國人比現在友好。很多人覺得中國貧窮落後,很想幫助中國人。到了2000年我已經工作了,那時候去美國出差,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比如在愛荷華州,吃飯上菜的時候有一道菜是甜菜,他們問我中國有沒有甜菜?還問我中國有沒有電腦,中國的電腦和美國有沒有什麼不同?有沒有CD?有沒有電視等等的問題。他們把中國想像得很貧窮,特喜歡同情你。

這20多年,留學逐漸開始從精英向平民化轉變。過去這十幾年,美國收了很多外國留學生,首先從創收來講是很豐厚的,因為留學生學費特別貴。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也是飛速發展,不僅有愈來愈多的人選擇出國留學,而且他們年齡和就讀的年級也是愈來愈小,有的人小學或者初中就來美國唸書了。並且現在的留學生家庭經濟狀況都不錯,他們的學費為美國當地學生的學費進行貼補。

因為中國人開始富裕起來了,有很多留學生能夠出於自己的愛好選擇學習文科,這是令我十分高興的事。我的一個小學妹,在伯克利大學讀新聞系,周末去我姐姐那裏學習古琴。畢業後去了中國的澎湃社實習,追求自己的新聞理想。還有一個我寫過推薦信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出色,從小就遊歷各國,她學的是gender studies,性別學,這是由於她很關心弱勢群體,希望能在美國學到相關經驗後去做NGO(國際非政府組織)來説明弱勢群體。她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並且表現得也很自信。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進步,80年代來留學的人大部分是學理工,並且選擇留在美國,而那些回國的都比較前瞻。

當時的中國社會也是比較崇洋媚外的,比如有很多女明星嫁給了外國人。而現在中國留學生中,留在美國只是其中的一種選擇,他們更在乎自己的價值實現,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心態。整體來講,因為國家的富強,現在的留學生自信多了,並且學文的人數增加,學社會學,學電影的人多了起來,回國後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知道的一個學電影的90後,回國後去了中國的迪士尼總部,做三維動畫,再後來自己出來創業。我周圍還有學藝術經紀、體育管理、酒店管理、旅遊等各種職業,而不是把想像力只留給律師、醫生、會計這些職業。

從大清時期,到民國,再到建國初期,再到改革開放後,留學始終和國家的發展和命運緊密相連。在當下這個階段,因為起起落落的中美關係,赴美留學處在一個低點。所以在美國留學的境遇就像一個鏡子,它折射出中美關係的好壞。

中美朋友的背後含義

我想到我的一個美國朋友Victor曾經對我說過:「我認為沒有永遠的好朋友,No Friends Forever,只有Moments of Friendship.」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做朋友的瞬間。

我當時很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很多髮小,到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他當時反駁我說,也許只是你一廂情願把這些人當作你的朋友。然後他指出我一個大學女同學,「她每次和你說話都很沒有禮貌,對你很嫉妒。我們都很尊敬你,連在北京的各國大使,可是你這個所謂朋友總是喜歡貶低你,對你說話很不耐煩,她完全在利用你的善良。」Victor說的這個同學我們相處20多年,我覺得他這樣說簡直無中生有。但幾年後,他的話就被應驗了。

今天我之所以想到這個事情,是覺得Victor說的話可能有些殘酷,但是非常的現實主義,也體現了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美國人是非常現實主義而且很明白什麼是他們要的。中國美國也像一對朋友,其實從來不是朋友,只是有一段朋友的愉快相處的經歷,但也可能為了利益,漸行漸遠。任何強大的人交朋友都不容易,會遇到對手,會遇到嫉妒,會遇到防備。國家也一樣,強大了,真正的朋友反而少了。什麼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經濟版圖,其實就是個心理學罷了。你出頭前一定要有心理準備,有人會不高興了。

王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