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錢穆的法治觀有助矯正香港管治當局的法理弱點

新的一年來臨，香港中文大學以「博文約禮‧中大人」為主題的2021年曆，透過12位與中大淵源深厚的國際著名學者之名言雋語，配上校園的知名景點與地標，排在1月份的是錢穆。2020年的8月30日，是錢穆去世30周年，因疫情和政治原因，對他的紀念稍嫌冷淡，不過從年頭到年尾，他常常是學者們的話題焦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長年來以憲法與政治理論、行政程式法、港澳基本法為研究方向，他近期的《錢穆的書生論政與法治辨思》、《錢穆的賢能政治論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範意義》等引發議論。錢穆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傳承，特別是法治觀中的「人盡其才」與賢能治理思想，對於矯正當下的法治形式主義，包括香港管治當局的法理弱點是有幫助的。12月15日，田飛龍接受《亞洲週刊》訪談。

你所說的錢穆最後的思想遺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落腳結論之處，提出了怎樣的文化政治判斷？

1990年初秋，錢穆先生在台灣逝世。在其晚年的「終極思考」中，具體的中國歷史細節與議題爭訟已不重要，老先生在身體與思維能力均有所下降和受限的條件下，將最終的思考點放在了「天人合一」之上，並以口授形式留下最後的思想遺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文中雖仍聚焦關於天人關係的義理辨析，但指向秩序維度的天下主義關懷以及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立場的秩序法理的自信和闡發，卻是真正的「文化遺命」之所在。他在文章落腳結論之處提出了兩個關鍵的文化政治判斷：其一，中國文化宗主論，即「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其二，天下主義秩序論，即「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

錢穆逝世30年來，你怎麼看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秩序的發展？

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秩序已大有進展：一方面，正統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的積極和解開闢了傳統文化復興及介入合法性重塑過程的必要空間；另一方面，在中國，中共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展開，為天下主義的理念與制度構想的啟動和實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國際空間。從國家整體治理思想的角度而言，法治與德治的宏觀二元架構逐步落實於各個治理層次，為錢穆心目中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治理提供了實踐條件。在2020年新冠疫情與中美「新冷戰」的交疊衝擊下，西方文化與制度的「魅力」已大有衰減，中國文化與制度的自信及實踐更為鞏固和穩健。錢穆先生關於「天人合一」的治理遺命實有進一步探討和擴展的必要及空間。

錢穆關於人治與法治的理論辨析對今天有何啟發意義？

如果說錢穆的《人治與法治》、《中國人之法律觀念》是從東西方比較的層面，確證中國自有「法治」以及中國法律觀念的內在構成及其合理性的話，《法治新詮》則屬於錢穆從中國傳統和法治原理角度提出的中國法治論，是一種正面的陳述和建構。錢穆紮實的中國歷史研究及對中國文化與制度的高度自信，為其在最具激進性的年代裏思考和寫作有關中國法治和法律秩序的相關篇章，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基礎。他關於中國法律秩序的論述不多，但僅有的數篇精緻深刻，且與其歷史學、政治學研究密不可分，是其整體學術思想和理論貢獻的有機組成部分。他關於人治與法治的理論辨析、中國人法律觀念的精緻梳理以及中國法治之「四端」大義的新詮，是當時及當代中國法治思想的重要資源和線索，對當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國具有啟發意義。

今天怎麼理解錢穆基於中國古典歷史經驗的治理和法治思路？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國家法治命題，「體系」指向組織法層面，「能力」指向具體規則和機制層面。中央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錢穆在《政學私言》中關切、論辯與試圖建構的中國法律秩序具有非常強烈的主題相關性。以「治理」而不僅僅是「法律」概括國家制度建設的目標，觸及超出一般法律規則的道德、文化、社會、政治相關層面，探索以多重原理、規則和機制，共同建構一種適合於大規模共同體的治理秩序。這一國家治理的視野與目標，也與錢穆基於中國古典歷史經驗的治理和法治思路若合符節。

你說錢穆不是職業法學家，而是屬於「立法者」層次的思想家，對此怎麼理解？

可以說錢穆不是職業法學家，其以歷史鉤沉論法，以思想比較釋法，以中西對話解法，以針砭時弊議法，我們需要讀懂的是其深刻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法理的基本判斷與思路方法，而不是窮究於具體的論證細節、概念精確性或制度建議的實際可操作性。錢穆確實是屬於「立法者」層次的思想家。在今天回望過往，中國法治文化與法律制度建設只要堅持與傳統會通及走上自身的法治道路，錢穆既往的殫精竭慮就不僅不可能過時，更可能時時如星光點點，照亮今人前行的制度改良之路。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