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是對社會發展不滿的迴響
上星期（2018年01月17日），本欄以《老人的智慧》為題，帶出了老人家的生活練歷，正正是上佳生命教育的材料。
「生命教育」有不同導向，可說是對現行價值教育不滿的回響。全球最早推行生命教育的國家是澳洲，機構就直接叫Life Education，時為1979年。面對青少年濫藥、濫交、暴力傾向、愛滋病的威脅，Life Education開宗明義希望能協助學生過着安全、更為健康的生活。接近40年的工作，Life Education幫助了72萬學童，驟眼看來，數字似乎很多，但2016年，全澳有學生接近400萬，40年的累積，應有幾千萬之數了，72萬連1% 也沒有呢！可知，Life Education在澳洲雖然已為幼兒、中小學提供了大量的生命教育課程，但未做的卻更多呢！
亞洲地區最早開展生命教育的地區可能是台灣。教育部於21世紀初成立生命教育委員會，並將公元2001年訂為生命教育年。台灣推行生命教育的背景跟澳洲Life Education近似。台灣戰後積極發展經濟，上世紀60-90年代，與香港、南韓、新加坡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生產總值在90年代初曾擠身全球20強！以台灣的人口、土地面積計算，這個紀錄殊不簡單。但經濟、科技的進步，卻帶來了人文價值的被忽視。社會以金錢至上，人的地位與金錢的多寡成正比。代價是倫理觀念模糊、社會愈趨不公義。在這背景下，台灣教育學者認識到關注人生價值的關懷才是教育之本。於此，而開展了生命教育的課題。
生命是追求to have，還是to be？
香港的生命教育較台灣更晚出現，但同樣是面對一個享樂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愈來愈疏離，學生已喪失了自我，只懂隨波逐流，一己的價值已為社會潮流所掩蓋。家庭已不再是人生最後的堡壘，學童自殺有年輕化趨勢、虐兒個案已不再是孤立的案件。面對禮崩樂壞的背景，教育工作者不得不再重新反思生命的意義。人生在世，追求的究竟是to have，永無止境的擁有？還是to be？尋求一己的獨特？為人師者，是否應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命教育是一門嶄新的課題，無論中西方對其內涵均有不同的側重點。大抵而言生命教育的內涵多涵蓋：人生與宗教哲學、基本與應用倫理學、人格統整與情緒教育三個領域。生命教育在香港不是一門學科，現行學校一般是以校本形式進行，把生命的理念融入現行的各個科目中，目的是要「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從而改變學生對生命的看法。因為不是一門學科，自然不用考試；因此，生命教育特重學生的感受。雖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現代人，由於太多計算心，就算是學生，也不輕易把感情流露，怎樣引領學生情動於衷是生命教育一大難點。難，並不代表不可做。只要有一合適的切入點，自然能水到渠成。先說說故事。
同心一生一師
剛過去的聖誕節，帶領14所學校，每校一位學生、一位老師考察廣西及越南。此行是「同心一生一師系列」第二年的活動。「一生一師」本身的設計，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教育材料。
「一生一師」意念來自中國古代的師徒制，師徒制強調的是跟着學、跟着做。徒弟在訓練期間跟着師傅吃、住與工作，並在工作的過程中學習技藝。幾年後，徒弟「過堂出師」，學到的不止是工藝技術，還有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的品德規範。教育既源於書本、也源於生活，這就是全人教育！──《同心一生一師系列：廣西越南篇2016》
廣西，我們只在南寧短暫停留，因此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往廣西崇左北京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探訪潘文石教授。潘教授在中國生物界無人不識，他1937年出生，探訪時已達80歲的高齡，但仍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大熊貓及野生動物保護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崇左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主任。他一生致力保護熊貓、白頭葉猴、中華白海豚等野生生物，國內外獲獎無數。我帶老師及同學與潘教授會面原因只有一個，是聽潘教授說故事。為安排這次探訪，去年9月，我們特地往崇左與潘教授會面，落實探訪細節。時潘教授仍是精神奕奕，說話中氣十足。誰料，當我們離去後，潘教授不幸中風，入院住了足足三個月！12月底我們探訪時，只是剛出院，為避免學生失望仍堅持與學生會面。
生命教育是要感受
崇左在南寧市的西南方約150公里，乘坐大巴兩小時可到。但由於當天有同學身體不適，致行程耽誤了不少。到達時，已較原定時間晚了一小時。看到潘教授，心定了下來。雖他要拿着拐杖，行動較以前遲緩了一點，但他的聲音，仍是雄壯的、對保護野生生物的工作仍是熱誠的。一支話筒、幾張簡報，潘教授娓娓道來一頁頁的故事……沒有電影橋段的譁眾取寵，一切都是來得那麼自然、平實。長期伏在冰天雪地的秦嶺等候熊貓，手指頭也凍僵了。為了追尋白頭葉猴的足跡，差點變了豹子的點心。
潘教授的故事裏我們聽到的不單是科研的成果，更多的是對人的關注。以保護崇左白頭葉猴為例，當90年代中期，潘教授初到崇左，發現當地居民砍伐嚴重、偷獵情況普遍，珍貴的白頭葉猴數量不足百隻。經深入研究後，潘教授及其團隊發覺問題不在於過渡砍伐，無節制的田獵，而是當地農民生活困苦，教育水平又低。所以，保護白頭葉猴的前提是要改善當地農民的生活素質及多建學校，鼓勵農民子女多讀書。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了，環境保護意識自然有所增長，偷獵動物、燒山墾荒毀林等行為就會大大降低。這種對人的關注與大自然的保護作出了適當的平衡。學生感動了，也開始思考一位老人為什麼不在北京大學實驗室內舒舒服服的作研究，而要付出一輩子的青春，長居山野，餐風露宿，為的究竟是什麼？是為名？為利？還是對理想的堅持？生命教育本無答案，能引起學生思考生命的議題，這就是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