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的「世紀大刁(deal)」

老子在《道德經》第67章中寫道:「不敢為天下先」。自古以來,提出另類的觀點,開創新事業,都要面對巨大阻力和風險。甘迺迪對此不會不知,但在關鍵問題上,個人的榮辱成敗已不再重要。

究竟我們是要追求怎樣的和平?肯定不是一個單純依賴美國戰爭武器力量強加於世界的、完全由美國價值觀主導的和平;也不是墳墓般的平靜,或奴隸式的安全。我所倡導的是一種真正的和平。那種能讓生存於這個世界變得有意義的和平,那種能夠讓人民和國家持續健康成長,並給予他們足夠的希望,使他們為了子女的未來不斷努力的和平──這不是僅屬於美國人的和平,而是屬於全世界所有男女的和平;不是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是屬於世世代代的和平。

What kind of a peace do we seek? Not a Pax Americana enforced on the world by American weapons of war. Not the peace of the grave or the security of the slave. I am talking about genuine peace, the kind of peace that makes life on earth worth living, the kind that enables men and nations to grow and to hope and build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hildren — not merely peace for Americans but peace for all men and women — not merely peace in our time but peace for all time.

──約翰·甘迺迪(J.F. Kennedy)

甘迺迪劃時代的「和平策略」演說

以上內容摘錄自上次提到的甘迺迪「和平策略」(Strategy for Peace)演說。正如筆者上回指出的,這篇演說應該是20世紀最具雄心的美國總統演說,也證明了甘迺迪是一位極具特色的美國總統。他與許多政治人物不同之處在於,他有擇善固執的勇氣,不會屈服於眼前的困難。這些特質體現在他對蘇聯的態度上。

甘迺迪希望通過這篇「和平策略」演說,美國人民對蘇聯的觀感能逐漸改變。(Wikimedia Commons)
甘迺迪希望通過這篇「和平策略」演說,美國人民對蘇聯的觀感能逐漸改變。(Wikimedia Commons)

眾所周知,自二戰結束以來,美蘇形成了兩大敵對陣營,雙方在意識形態上有巨大分歧,似乎已經形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格局。不過,1962年的古巴危機使甘迺迪意識到,若這種格局無法改變,最終的結果將是兩敗俱傷的核戰,人類也可能因此滅亡。另一方面,解決古巴危機後,甘迺迪與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讓甘迺迪相信有可能再向前邁進。因此,他希望這篇演說能逐漸改變美國人民對蘇聯的觀感,為雙方逐步停止軍備競賽,並為全球降低核戰風險奠定基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精神

老子在《道德經》第67章中寫道:「不敢為天下先」。自古以來,提出另類的觀點,開創新事業,都要面對巨大阻力和風險。甘迺迪對此不會不知,但在關鍵問題上,個人的榮辱成敗已不再重要,是否能在有生之年見到成果也變得無關宏旨。因此,甘迺迪多次引用老子《道德經》第64章的名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然而,甘迺迪的英文版本相較於老子的古文版本,似乎有些許不同的味道。甘迺迪是這樣說的:「一個延綿千里的旅程,其開端總在於最初的那一步」(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must begin with a single step)。這句話值得深思,也可能是評價甘迺迪歷史遺產的重要角度之一。

筆者認為,甘迺迪至少在5個方面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啟示和影響。第一是世界和平,第二是民權,第三是太空探索,第四是詩歌、藝術與文學的重要性,第五是大學與教育在人類社會中的使命。甘迺迪最為人熟知的貢獻應該是太空探索,但從重要性來看,和平與民權不一定低於太空探索。詩歌與教育方面雖然較少人提及,但筆者認為它們的意義不見得比前三者遜色。最重要的是,若將甘迺迪在這五個方面的思想整合起來,能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美國與人類未來願景,值得我們深思。

一個「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的世紀大刁(deal)

當然,有人認為現實中的甘迺迪與文字世界中的甘迺迪並不完全一致。但無論如何,甘迺迪在這5個領域的思想相當一致,能夠表達出來已屬不易。而且,甘迺迪確實曾嘗試付諸實踐,並形容自己為「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an idealist without illusions)。

從這個角度來看,甘迺迪1963年的「和平策略」演說可視為他努力促成的一項世紀級的「大交易」,或所謂的「大刁」(deal)。這番演說的對象可能是赫魯曉夫、美國人民、以及當代和後世的決策者和公眾。值得注意的是,要促成一項交易,雙方必須自願且建立在一定的互信基礎上。細思之下,這不就是自由市場交易的本質嗎?從這個角度看,甘迺迪提出的交易是否可以理解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心中的「自由商業社會」中的正常市場行為?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這對自由市場的本質又會帶來什麼啟示呢?下回會再談。

古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