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香港回歸15周年時，我出席了一個「特區管治的困境與出路」研討會，會上學者各抒己見，尋找特區在管治上的深層次矛盾及解救良方，今天，我記憶猶新的有下列各點：
一、政改步伐未能向前踏步
有學者分析，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有權選特首是很重要的。《基本法》設計了一個框架，可以循序漸進地，透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由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而選委會選特首只是過渡期的中途站，尤其是選委會的選舉辦法未為大眾接納的話，儘早透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由全港選民選出特首，會增強獲選特首的認受性。強化施政效能。
可惜匆匆五年過去了！政改方案未能通過，蹉跎了五年歲月，這個深層次矛盾暫時解決無望。
二、政務官治港流弊叢生
眾所周知，英治下採用通才政務官治港的制度，專業人才未能在統治階層生根。通才精英治港有其好處，我個人了解，過去知識由特殊階層份子壟斷，若政府高官一定要由專業精英出任，通才精英便不能代表市民為大眾服務，久而久之，亦會產生流弊。政務官若干年調任一次，管治系統不會迷信於某一套專業知識，有其好處，但另一方面管治知識及能力需要累積，若官員調動頻密，甚或因沒有人肯進入「熱廚房」，統治階層的能力未臻成熟，施政效果便打折扣。如何解決？
我個人覺得要施行混合制，即是說要研究專才與通才混合掌控不同政策局，但若政府認受性不足，沒有精英肯擔任政策局局長、副局，又未能招攬專才在一些重要位置上作出較長時間的承擔，五、六年一定要換位一次，走馬看花，絕非良策。
三、未有重視研究先行
有學者做出一些統計說，當年英國十分重視如何管治好香港，投入大量研究資源，在英國本土及本港，都有研究人員及資源投入城巿設計、民生、基建、經濟、政治等各範疇，並利用不同架構的諮詢組織，收集民意，輸入管治系統中，故施政頗能回應社會轉變，民怨不大，反觀香港自回歸以來，管治上的爭拗多基於政治取向，沒有政策研究的基礎，而大學的研究部門，為爭取大學排名，多以能取悅外國期刊的研究為優先，對本土研究冷待甚至排斥，政府投入研究本土政策的資源偏低，過往諮詢機構的地位自實施問責制後備受冷落，民間有識之士唯有透過傳媒及遊行向政府表達意見。到今天，五年過去了，這現象有沒有改善呢？大家判斷吧。
最後，我想透過「一地兩檢」的近期討論提出一些個人看法，內容與政府應加強研究，研究要走在政策之前有關：
（1）究竟應一地兩檢或是兩地兩檢呢？我的想法是：一地兩檢或兩地兩檢的可行辦法，是中港都應該研究的課題，內地官員若有說法，是否衝擊香港管治及一國兩制呢？有些人把這問題政治化。福田站使用的後備方案，屬於兩地兩檢的設計，今天若捨棄是中港共同商議的結果，亦是研究先行，決議隨後的結果，怎能說是中央干政呢？
（2）在西九站設立內地的邊防關檢，是一地兩檢的必須設計，究竟內地官員只能負責証件檢查、過關物品檢驗是否足夠？最近有民主派法律學者建議內地公安在西九邊檢範圍內應有逮捕、押解及遣返權，足以證明賦予前者，只有証件檢查，過關物品檢驗的權力是不足夠的。問題是：自己提出意見一定是可以的，但對方提出意見便是干預嗎？有傳媒報導內地把一些研究方案交港方參考，便有人大書特書這是港方自毀長城，合理嗎？
（3）有法律學者謂《基本法》的設立，為港方增加權力，或保障港方權力。要放棄西九站內某地域的司法管轄權是違反了《基本法》，我個人淺見：若我有權放棄某些權利，對我是增權還是削權呢？例如我方有權向輸入的外地商品徵稅，但我若為了巿民能購買較便宜商品，豁免徵稅，我放棄征稅之權，是否對我來說是削權呢，我有放棄生存之權（如安樂死），對我是增權還是削權呢？
無論如何，我覺得牽涉兩地的政策，一定要兩地都加以研究，若指這樣便是中央指指點點，凡事泛政治化，非香港之福。
個人認為香港應加大施政研究的力度，反之，某一日，我們亦只能事事接納內地的研究方案矣。
我的父母曾經這樣教導我：「當我給權你自己管好自己，你便應善用這權力，否則我會取回這權力，事事我管矣。」這是教導？還是警告？
30年之後變或不變，人人有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