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儀女士出版新作《大留學潮》，以書稿贈我，請我作序。
1963年我自台灣赴美留學，1990年回香港。這期間我先後居住美國十九年、加拿大七年，法國一年，對海外留學生的情況頗為註意，因此對本書的題材很感興趣。
《大留學潮》敘述20世紀上半葉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出國留學的歷史。書中提及的許多人我都聽說過；有一面之緣的近三十位，頗有過從者也有六位。
全書大致以年代為經，以留學生所赴國度為緯，兼及各類留學生的出身和資助來源。作者以大量資料展示留學生在國外所遭遇的文化震盪、學習過程以及所受的歧視等；也對許多人回國後的際遇做了描繪。
許多留學生的回憶文字都能證明，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各國和日本的社會秩序以及公民素養都遠超當時的中國。也就是說，19世紀中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自強方針對提升國民素質沒有起到作用；由此也反證，必須引入西學方能振興中華。大留學潮的基本動力和歷史使命即在於此。
本書內容詳實，述中夾評，既有趣味性，又具思想性。我覺得書中有兩個題目值得進一步討論。
重理論輕實驗
第一個，作者特別指出，歐美各國和日本的大學教育十分注重實驗，而中國留學生一般都需要克服不善動手的弱點。這個情形即使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仍然如此。然而，著名的「李約瑟問題」是：為什麼古代中國創造了如此多先進的工藝技術，而近代科學卻沒有在中國出現？本書提供的資料顯示（我個人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在古代長於工藝卻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國度裏，大多數近代知識分子偏重理論而疏於實驗！這個令人費解的悖論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個，作者細述了在整個大留學潮中佔時間並不長，人數也不算太多，但日後對中國的影響卻極大的勤工儉學運動。勤工儉學者大都是小康以上家庭出身，但在歐洲經過一段工人生活後，許多人信奉了馬克思主義；其中一部分人又從此放棄了「學術救國」、「實業救國」的初衷而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留學生的勤工儉學運動和法國天主教發起的「工人神父」運動幾乎同時。天主教為了和一次大戰後盛行的馬克思主義爭取工人的忠誠，特別指派一批青年神父到各地廠礦當工人。許多被派去教化工人的神父們在經歷一段工人生活後決定放棄教會交付他們的任務，反而成為左翼工會的組織者。這兩段往事似乎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存在決定意識」。這些勤工儉學者和他們的後人在20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社會變革中具有何種社會意識將是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不同角度看留學潮
我細讀《大留學潮》之後也有幾點聯想，願意在此與讀者分享。
首先，「大留學潮」可以放在人類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在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如大規模的、持續的人才出國學習潮流。我能想到的是日本大化革新後來華的遣唐使；再一個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外派留學生的計劃。遣唐使學習的對像是中國；明治維新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德國和英國。而中國大留學潮的學習對象包括了日本、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和蘇聯。不能不承認，即使在危急存亡的時刻，中國仍是一個兼容並蓄的國家。
第二，應該在世界近代史的範疇裏看待大留學潮。西歐各國在意大利文藝復興後，紛紛效仿意大利的教育方法和典章制度。之後，落後的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主導下開始向西方學習，持續了一個世紀有餘。但是所有歐洲國家之間在宗教上，語言上和歷史淵源上的差別都遠不如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差異。從這個角度看，與中國大留學潮有較多可比擬性的是奧斯曼帝國的革新。十八世紀初開始，奧斯曼帝國的國勢向下滑落；先是割地賠款，繼而被迫承認列強的治外法權，最後將海關和財政管理權交付給債權國，頗似中國晚清的情況。自19世紀中葉起，奧斯曼帝國政府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以西方為榜樣的改革。在此期間，許多社會上層和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弟前往西歐各國學習。他們在外國發行各類刊物，成立不少政治組織，其中「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s）」政團在二十世紀初曾經掌權執政。在這一世紀中，奧斯曼帝國的政府形式，社會結構和文化品味都受到了「西化派」的影響。中國的大留學潮、奧斯曼帝國的西化改革應該是大可研究的兩個案例。總體來說，無論是中國還是奧斯曼帝國（也可以包括未曾遭到歐美列強欺侮的日本），都是以西化為自強的手段，而不是進行全面的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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