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網民乃至官媒經常以悲天憫人的口吻談論香港的沉淪。確實香港回歸以來諸事不利，以前引以自豪的經濟成就、基礎設施，現今在內地的輝煌成就前，不再光芒耀眼。香港傳媒乃至香港市民都承認這些現實。
問題是香港雄風不再，是什麼原因造成呢？內地因為政治的需要，把它歸咎於香港內部的政治爭吵，甚至說是沒有正確落實一國兩制所致，近來發展到歸因於港獨這類與經濟距離極遠的思潮。其實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現的黃金期，它的原因完全是香港人拼搏奮發精神，即俗稱「獅子山精神」造成的。它與政府的個別政策措施，包括某個項目上不上馬，花多少錢關係不大，香港政府不是有積極不干預政策嗎？
香港作為實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體，其經濟動力基本上來自私營企業，政府在經濟層面，尤其是微觀層面，參與及產生的作用相當有限。這樣政治爭吵，一國兩制的落實乃至某種思潮不管從邏緝上說，還是從數字實證上看，都不可能是香港沉淪的原因。香港雄風不再是20年來社會激勵機制發生了根本改變。獅子山精神從何而來？它來自當年的社會激勵機制，那就是自由平等，一切個人成就決定於個人的努力。今天這種成就，獅子山精神的社會條件還存在嗎？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看，獅子山精神根本已經沒有社會激勵機制支撐了。
社會激勵機制是獅子山精神的支柱
香港因為地處邊陲，遠離中國經濟重心腹地，雖然是最早開埠的口岸，但早期只是作為中國與東南亞經貿往來的中轉站，不及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地位。一直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因為內地政權易手，大量逃避新政權的人士來到這個由英國人管治的化外之地，其中不乏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乃至雄於財力的資本家。香港從那時起才走出作為一個中轉港的局限，開始向一個具備多元行業的城市發展。
香港當年作為英國屬地，由英國任命的總督實行管治，並有大批由英國來的人員組成管治隊伍，實行英國的制度，甚至官方語言也是英語。因為英國是最老牌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崇尚自由平等，倡導個人奮鬥的精神。來到香港的以十萬計的難民定下神後發現，在香港要取得成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奮鬥。因為當年的經濟形態處於百業待興的時候，對於絕大多少人而言，只要你努力工作，都會有好的回報乃至好的前程。英國人在香港成就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黃金時代，主要依靠的就是一種社會激勵機制，平等對待香港市民，讓他們有自由發展的權利，保障他們的權益，極少有特殊的個人或團體受到政府的特別眷顧，取得不合理的利益。這樣的社會激勵機制，加上當年的經濟形態下，香港市民的奮發精神得到鼓勵，這就是獅子山精神形成的背景。
社會激勵機制由很多因素構成，包括傳統文化，社會氛圍，經濟結構等等。但最重要的，或者說主導性的因素，則非統治者的價值取向莫屬。統治者有權力決定社會利益的分配，以及如何分配。這裏說的利益不限於金錢或經濟利益，同時包括名譽，尊崇等。這樣，社會成員會根據這種分配導向決定努力的方向，或者說統治者，即政府，通過分配取向指導社會成員向什麼方向努力。
不同性質的統治者價值觀大有不同，實行的社會激勵機制自然不同。以冷戰時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社會激勵機制為例，社會主義的東方陣營實行「集權政治+計劃經濟」，社會成員被引導以領袖指示是聽，放棄思想，作曹子建之所謂「圈牢之養物」；而普世主義的西方陣營實行「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則實行社會成員開動腦筋，各顯神通。冷戰結果實際是兩者社會激勵機制優劣所造成的。在價值觀層面，社會主義着重領袖與他的政治集團的利益；普世主義則着重整個社會的利益。
社會激勵機制的質變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度。中國人主持的政府從來親疏有別。紅色中國作為全能國家更加是政治掛帥，傾向於以政治親疏，來決定哪一類國民，甚至哪一位國民的富貴貧賤。可以說中國的社會激勵機制，與香港本來實行着的那種機制，是大相逕庭的。
20年來香港的社會激勵機制，就是這樣逐步從英式向中式回歸。實際上，從過渡期開始，這種社會激勵機制的範式轉變就已經開始。在過渡期，朝廷為了政治原因，大力統戰香港上層社會，主要是商界頭面人物。從《基本法》的制定，到港事顧問，到特區籌委會，幾乎清一色是香港商界頭面人物，從而特區的制度設計一面倒向商界傾斜。北京甚至直接出手，拿出真金白銀打救認為有統戰價值的大型香港企業。還在第一屆特區政府的時候，數碼港未經投標就直接批出，其實就是中國式傾斜政策的濫觴，標誌英式機制向中式機制的過渡。朝廷誤認為這樣做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
其實這種中式傾斜範式，在相當程度上，瓦解香港獅子山精神的制度基礎。香港市民意識到，在新時代香港取得成功不再單純是自己的努力，而是政治上的表態，企業的大小，在北京心目中的政治價值等等。這一趨勢的繼續發展，就是市民發現，努力與成功的關係不斷弱化。
政治主導社會激勵機制
任何社會，激勵機制的最大主導者是政府，也就是掌握統治權的那些人。對香港獅子山精神衝擊最大的，莫過於香港社會政治取態，成為社會激勵機制的重要因素。
有一段時間，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魯平面對香港社會的爭議，使用了經濟城市與政治城市的說法，姑勿論這種表述是否科學。非常弔詭的是，真正使香港成為政治城市的是內地對香港的政策。香港是經濟城市還是政治城市，根本在管治者實行激勵機制。香港新管治者，要使香港保持原來的經濟城市特質，本來應該維持原來的社會激勵機制。只是因為中央政府要奪取香港的話語權，全面管治權並使人心回歸，根據執政黨認定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組建自己的隊位，自己的班底。這一過程就是讓一些香港人作政治表態。按照表態的先後，力度分別給予回報。
事實上，政治表態與集會喊口號一樣，是一種不需要努力與才幹的行為。正《商君書》所謂「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必無力」就是說，靠空洞的言論，使人趨於懶惰，進而社會沒了力量。這種做法改變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激勵機制。本來香港社會按照人們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評價一個人，並按這種評價給予相應的社會地位。現在突然以政治標準進行評價，社會風氣自然受到影響。一些人自然發現有機可乘，千方百計進行鑽營。畢竟政治表態與個人能力相比不同得多，有些人為了脫穎而出，自不免使出一些手段詆毀競爭者。最大的衝擊是有些人為了個人利益，為了獲得注意，不惜在香港製造混亂，製造敵情以凸顯自己的堅定，自己的存在價值，以圖借中央政府的力量，為其火中取栗。結果這些人調門愈來愈高，非嚇怕香港市民不可，最終造成香港社會嚴重分裂，使香港社會激勵機制根本變了樣。
這種激勵機制的改變使香港成功的概念，從而如何抵達成功的路徑都發生了改變。通過政治表態和政治表現取得成功，自然比窮多少年努力省力得多。那些成功慾強的人，最善於窺伺成功路徑，這樣新激勵機制把一些精英，引導到對香港發展未必有益的道路上，同時成功者之中難免混入了靠政治投機的僥倖者，他們才識平庸，只依靠政治表態而取得高位。香港社會對沿這種路徑取得成功的人，自然不會有足夠的尊重。這也使香港很多權威機構失去權威的底因，從而增加香港的管治困難。
地產經濟使其他營生毫無意義
對獅子山精神的衝擊不止於政治上的轉變，香港地產格局是使香港奮發精神堙沒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早年的香港奇跡故事中，香港是百花齊放，百業競爭的地方，真正行行出狀元。在香港黃金歲月裏，房地產或者是賺錢最多的行業，但肯定不是精彩的香港故事的全部。同時相當一段時期，香港房地產投資大，風險高不是實贏的營生。
但是自從特區成立以後，土地政策屢走極端，忽而不顧一切推出旨在摧垮市場的八萬五；忽而讓土地供應歸零。令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市民無所適從，乃至蒙受巨大損失。
近年因為內地經濟策略轉變，實行以高房價推動消費轉型的政策，香港樓價被推到九霄雲外。香港目前50%的私房擁有率加百分十幾的資助房屋擁有率，另外三成幾則居住在公營房屋。平均而言每一代香港市民應有超過五成的市民，主要通過自己的職業而成為私房擁有者。五年來隨着內地房市為配合經濟結構的消費轉型而急速上升，大城市房價進入與港樓同一數量級，香港住宅自然而然成為中國房市的一部分，即內地階梯式房市的高端市場。
在這樣情況下，香港新一代憑自己基本沒可能像他們的前輩般置業安居，這帶來的社會憤懣與怨懟嚴重毒害香港社會；從產業層面看，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從事其他營生都變得沒有意義。內地那位地產巨富所謂「大目標小目標」的巵言（莊周把他的傳世之作分為寓言、重言和巵言三類，巵言是一種意見，因之有「巵言日出，和以天倪」之說），建議年青人以賺一億元為小目標，而輿論嘩然。從中我們不也看到房市開發商與投資者佔盡社會之利。在香港，對於幾乎所有人而言，人生的成敗榮辱決定於有沒有買樓。而這又決定於你什麼時候出世。
這種經濟層面的激勵機制，使香港經濟走進死胡同。更加令人沮喪的是香港已失去了房市的主導權：政府土地政策難以影響房市，甚至金管局的貨幣政策也難以扭轉樓市方向。只有內地房市發生逆轉才會動搖香港房市，但這在中國經濟消費轉聖完成之前是難以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