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原堂是由大學直轄的盧迦堂、儀禮堂和梅舍以及由倫敦會管理的馬禮遜堂組成的。前三者分別建於1913年、1914年和1915年；後者1913年創辦、1916年正名，原意是為港大醫科學生提供住宿服務。1966年夏天，儀禮堂和梅舍因受豪雨影響，以致局部倒塌，無法繼續運作。後來，倫敦會又因故停辦馬禮遜堂，大學於是重修儀禮堂和梅舍，並把它們和盧迦堂連接起來，成立一所由這四間歷史最悠久的宿舍組成的新宿舍，名之為 Old Halls，中文叫明原堂。英文名字是校監羅理基爵士在我入職後才訂定的。之後，校長請中文系的馬蒙教授為它定個中文名字。馬教授的初步構思是「原舍」，取其原有之意，但覺音節稍欠鏗鏘，諮詢過已退休的羅香林教授之後，把它確定為「明原堂」。
「空洞洞」的舍監房
宿舍的維修工程1968年底完成，學生次年一月初入宿，我則早數天遷進。我的住所很大，實用面積約400平方米（約4000平方呎）。這樣子的設計主要是因為早年入住的都是英國人，但相信也會考慮到舍監需要這些地方來款待客人和學生。我初搬進時，房子是空洞洞的：面積約40平方米的客廳只有一張三人沙發、兩張單人沙發和一個長方形茶几；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飯廳只有一張長餐桌、八張餐椅和一個酒櫃；面積約50平方米的書房除了一張書桌、一張椅子和三個小書櫃之外，什麼都沒有；樓下的套房（約50平方米）只有單人床、椅子和衣櫉各一；樓上的套房（超過30平方米）有單人床、單人沙發、梳妝台、衣橱和三筒櫃各一。
我跟管業處負責其事的 Stan Collins 交涉，他說：講師級的本地單身僱員只可以獲得這樣的待遇。（這是很奇怪的答案，當年講師級的本地顧員並沒有獲配住房的權利。） 1月中，我們正為此事爭論之際，校長 Mr. Kenneth Robinson 為籌備宿舍開幕事宜到來視察，順道來看我。他才坐下，便問我為什麼只有那麼一些傢俬，我如實以告。兩天後，我的住所便擺設得比較像樣了。
在宿舍的設施和維修問題上，Stan 初期也經常給我製造麻煩，後來情況日漸改善，兩三年後他對我便「言聽計從」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他的性格有點像日本人：你比他高明，他就服從你；你比不上他，他就欺負你。在閒暇活動上，我們志趣相近：他的足球技術很好；乒乓球和橋牌都打得不錯；棋藝則一般。我沒有跟他踢過足球，但其他三項都交過手，都把他比了下去。
1969年1月初，明原堂開始運作，開幕禮則定於2月9日舉行。典禮由校監羅理基爵士 （Sir Albert Rodrigues） 主持，出席者包括校長 Kenneth Robinson、嘉賓 Iris Murdoch 和她的丈夫 Prof. John Bayley 等。當日拔萃舊生姚沛滔率領了中大崇基書院學生會的醒獅前來助興，令場面倍添熱鬧。
我入職時，宿舍正處於維修的初期，我的職責主要是策劃。策劃工作可分硬件和軟件兩部份。硬件方面我沒有太多意見，也因為工作已在進行中，不便多言。當時我只提出一個建議：把空蕩蕩的休息室間開，三分二作會客室、三分一為乒乓球房。辦公室暫時因陋就簡，只配備兩張書桌、一個打字機和一個檔案櫃，供文書和我使用。1969年夏天，配合人事上的調動，我建議把辦公室裝備得好一點。此後數年，每年都按形勢的發展和當時的需要，提出一些改善環境的措施。這些建議，基本上全部獲得接受。
招募導師遇挑戰
軟件方面，我先後向校長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替學生向政府爭取免息貸款和更多的獎 （助） 學金，以免學生因須要花太多時間賺外快而影響了學業和宿舍生活；（二）把本來只收男生的明原堂改為混合宿舍，1969年9月開始試辦，先收小量女生，之後再分兩年遞增至宿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與學生人口比例看齊；（三）除學校原先設定的兩位助理舍監外，增設六位導師，使明原堂的宿生和非宿生都得到適當的照顧。
校長表示，第一項建議可以略過，因為學校早已向政府提出了要求，成功的機會很大。至於第二和第三點，他只略作考慮便接受了。我指出，第二項建議可能受到一些宿生的反對，但我會盡力說服他們。果然，當我向宿生會提出這個構思時，反對的聲音很強烈，幸虧最終能夠說服他們。
在討論第三項建議時，我表示導師的來源主要是各院系的研究生，所以讓他們住單人房便可以了。這觀點後來給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校長當時也沒有異議，反而覺得在此情況下，「助理舍監」的稱謂應改為「高級導師」。後來，出招聘通告時，這兩個職級便確定為「高級導師」和「導師」了。這些職位吸引了不少同事申請，獲委任為導師的同事之中有職級比較高的，他們上任後對住宿條件表示不滿，因而不安於工作。半年後，我作了以下的調整：（一） 導師人數減半；（二） 他們的居住單位改為約40平方米的三人房；（三） 把盧迦翼的會議室改作四個單人房，以補償因此損失了的宿位。
明原堂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