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英政府時期的香港舊貌。（英國國家檔案館圖片）
無心的資助
政治是眾人之事，教育又何嘗不是？現今香港教育，社會上不同階層人士不知何時均以持份者自居，每人均有意無意間對教育指指點點，自身的求學經歷、學習，本來只是一己經驗，分享自然可以，但卻誤以為是教育的全部；教育政策，不管是宏觀的、微觀的；長期的、短期的，莫不要求參與、要求政府深入廣泛咨詢。人多並不一定好辦事，聲音紛雜、吵吵鬧鬧，教育難有寸進！這是當前香港教育的寫照。
但百多年前的香港，開埠僅五至六年，殖民地政府即無意間插手了公共教育。1840年代香港，社會百廢待興，謀殺、海盜、爆竊、搶劫等嚴重罪案無日無之，連港督府也被打劫。據1844年香港政府報告稱，歐洲人睡覺時，為防壞人持械糾黨打劫，往往把上了鏜的手槍放在枕下，又一夜間竟把床放於房間不同位置，以防被襲！凶險情況尤如戰場！其他如衛生、工程建設與中國貿易等問題均遠較教育問題來得逼切。惟在不同偶然因素的交織下，竟造就了殖民地政府開出了資助公共教育的第一步。
憐憫加機遇
殖民地政府為何在開埠初年已把教育提上議程？可說眾說紛紜，以目前可知史料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有二：一說這是傳教士爭取下的結果。這裏的傳教士主要是指郭士立及理雅各兩位，有關他們對香港早期教育的建議可參閱本欄上期文章（10月18日《香港開埠學校教育》）。亦有說是基於大英帝國統治殖民地的考慮，一則可減低香港居民對英人的敵視，再則亦可培育人材以利中英貿易。無論何種原因，1847教育委員會報告書見證了殖民地政府開始對本地教育作出資助，可說是香港公共教育的始作俑者。
1847教育委員會報告書
1847年，第二任港督戴維斯成立一臨時教育委員會，調查香港學校情況。委員會成員共有三人，主席為首席裁判官 C.B. Hillier，兩位成員分別殖民地牧師 Rev. V. Stanton 及總登記官 Mr. A. Inglis。委員會的委任日期為1847年11月6日，目的是調查維多利亞城（主要為現今中、上環區域）、香港仔、赤柱一帶鄉村學校的情況，以決定給與多少資助。調查共花了五天時間，第六天，即同年11月11日，委員會已完成報告並遞交。這樣短的時能完成一份教育調查報告，在香港教育史上應是一項創舉。
報告中臚列了學校所在地，校舍情況，老師、學生名字及數量，老師的教師方法、學生學習情況亦有紀錄。
委員會共探訪了八所鄉村學校，紀錄學生為123名，平均每校約15人，這數字可算非常理想。因若相較於1842年人口調查時的學校情況，每校學生平均為5名，足足多了3倍！惟數字的真確性可能不是太高。據委員會稱他們在探訪香港仔兩所學校時，其中一校只有七位學生，但老師說，在漁季前，共有17名學生；另一所，亦如是說，漁季前共有十名學生，惟委員只看見4名學生。老師有否把學生名額報大？還是出海捕魚確是事實？我以為兩者的機會皆有。委員會調查的目的是選取適當的學校加以資助，資助的誘因令老師說慌或只說出部份的事實也是有可能的。至於協助家庭打魚，觀乎香港仔居民以漁民居多，這可能性也不能抹煞。
當時鄉村學校的教育情況是怎樣的？報告書稱大部份學校主要課程均為中文閱讀及書寫；小部份學校會應家長要求用算盤教授一些簡單加減數；偶爾亦見教授詩詞、對聯，惟程度均不高。而教科書則多是中文入門書籍，如《三字經》，程度較高的學生則會採用四書五經為課本。日常教學是所有學生不管年齡、程度全安插在同一課室。報告稱曾看見18歲的青年與六歲的兒童同在一班上課。上課時，學生只是大聲的誦讀及抄寫。老師只是對程度較高的學生加以講解一二。到校委員自然不滿意這種教學方法。不同意、不滿意是一回事，教育委員會成員卻沒有建議任何具體改善措施，更堪玩味的是建議在目前階段不宜干涉現行模式！
報告最後選取了三所鄉村學校，並建議自1848年起每月資助教師港幣十元。港幣十元究竟是多？還是少？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購買力高嗎？試看看當時其他工種工資，自可有一概略瞭解。當時一般勞工、苦力、月薪大約二至四元；中國籍的低級警員同薪約為五元；服侍歐洲人的中國傭工工資高些，月薪約六元。如此看來，十元也不是一個少數目了。當然，這也絕不是一個大不了的數字。粗略計算，殖民地政府在1848年的教育總支出約為港幣360元（相等於75英磅），佔當時政府公共開支約為0.12%
1847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為殖民地政府介入公共教育的轉捩點。此後，資助的學校按年拾級而上，至1862年，全港已有16所學校接受資助。1862年中央書院開校，從此殖民地政府參與公共教育又揭開新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