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智者樂，仁者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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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談及楊絳先生，常不忘註以「錢鍾書夫人」這樣的頭銜，而她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則不無被輕忽的意味。

事實上，楊絳先生完全可以憑其小說與散文名世。甚而也有許多文學研究者認為，單從散文看，楊絳先生寫得還要超越錢鍾書。

過往幾天，時常傳出楊絳先生病危或過世的消息，喜歡她的讀者無不心情起伏忐忑。當這一噩耗終於得到確認，人們的吊唁文字瞬間遍及網絡空間。一位息影林泉的作家，能夠在這喧囂的時代引起如此關注，除了作品優秀，想必更多的還是源於人格魅力——這是一位經歷坎坷，卻始終保持平常心，笑對人生的老人。在她的筆下，無論多麼巨大的人生悲苦，總能用隱忍的字句和輕穩的筆法道出。

記得那是2000年，我攬了一個活兒，準備對錢鍾書先生的《圍城》解讀一番。

於是我重讀《圍城》，也捎帶着讀一些研究《圍城》的資料。那時候，藍棣之的《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出版不久，其中就有對《圍城》的分析，此書自然也在我的關注範圍之內。藍棣之的分析很有趣，他說：據楊絳女士記述，錢鍾書既要呈現「婚姻是圍城」的小說主旨，卻又須臾離不開妻子的「監視」。所謂「監視」，「即指在妻子身邊寫《圍城》；身在『圍城』，卻要一再訴說他已厭倦了這『城』，但還要那守『城』的妻子看不出來。這實在是很困難的任務。」

藍棣之的意思大概是錢鍾書很會玩「躲貓貓」，他既完成了《圍城》這部小說，又讓每天「審查」其稿的妻子讀得開懷大笑。

讀到這裏，我也樂了。楊絳女士1985年寫出《記錢鍾書與〈圍城〉》的長文，原本是想消除一些誤會的，結果卻被藍棣之的「症候式閱讀」逮了個正着。這很可能意味着，「症候式閱讀」這件新式武器確實有其高妙之處。但轉念一想，楊絳又是何等聰明的女性，假如藍棣之的分析有其道理，她當年又豈能被丈夫蒙在鼓裏，看不出小說中所要表達的顯意和隱意？看出來了卻又由着丈夫信馬由韁，縱情筆墨，這該是何等的胸襟！就這樣，在「症候式閱讀」的基礎上我又「症候」了一把，黃河就在這裏拐了個彎。

楊絳女士又一次被我關注是三年前。

那年的6月初，我參加完江飛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後與幾位答辯委員一起吃飯。江飛寫散文，且有散文集面世，答辯主席杜書瀛先生也寫散文，我的導師（也是江飛的導師）童慶炳先生更是既寫過小說，又是散文寫作的行家裏手，於是評點散文便成為席間的一個話題。聊着聊着，杜老師就說出了他的一個看法。他說他對楊絳的散文很是推崇，他覺得單從散文看，楊絳寫得比錢鍾書好。

這個觀點讓我有些吃驚。錢鍾書的散文我是認真讀過的。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讀過《寫在人生邊上》的小冊子之後還不過癮，索性又買回來《錢鍾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慢慢品讀。但楊絳的散文雖也買過《幹校六記》和《將飲茶》，卻只是胡亂翻閱一番，並沒有細讀。於是回到家來，我立刻找出這兩本散文集，然後又找來《我們仨》，逐一讀過。我想看看杜老師的判斷有無道理。

這麼一讀，果然就讀出了些味道。在我的記憶中，錢鍾書的散文機智，幽默，愛用典，也常常暗藏殺機。那是典型的智性寫作。但考慮到《寫在人生邊上》是作者29歲時的作品，其中便不時會透露出一種「氣盛」之辭。而楊絳寫散文，則是另一種情況。年屆古稀，她才完成《幹校六記》；《將飲茶》則是她70歲後的作品；《我們仨》更是她在92歲時所著。也就是說，直到晚年時，楊絳才真正開始了文學創作（小說《洗澡》出版於1988年）。蘇東坡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像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孫犁也曾說過：「散文是老年人的一種文體。」我以為，這些說法用到楊絳這裏尤其恰如其分。

於是，在楊絳的散文中，我首先看到的是她褪盡火氣、怨氣、怒氣之後的平和之辭。按理說，對於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過勞動改造的知識分子來說，多多少少都是會有一些不平之氣的，有的甚至可能還要大放悲聲，哭天抹淚，這樣便有了事後的控訴與譴責。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走的就是這種路數。但是，楊絳筆下的幹校六記，一切都淡淡地寫來，仿佛傷痛已無影無蹤。只是仔細琢磨，我們才會意識到平淡背後所蘊含的大傷悲。比如，她說：「我們『連』是1970年7月12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阿圓是楊絳的女兒，得一是楊絳的女婿，巨大的悲痛就這樣被作者幾筆交待過去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她動用的卻是如此輕的筆法。

後來，供職於北師大的阿圓（即錢媛）也於1997年英年早逝，一年之後，錢鍾書先生又撒手人寰。在常人看來，這種喪女喪夫之痛是不可想像的，但在《我們仨》中，我們依然聽到的是平和的悲音。書中楊絳曾寫過一個「萬里長夢」，其中聽到一男一女的對話。女的說，阿圓得了一種很特殊的結核病，但她在病中一直惦着她的爹媽，說到媽媽就流眼淚。楊絳緊接着寫道：「我覺得我的心被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隻飽含着熱淚的眼睛。」大概，全書中唯有這句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他許多時候，作者都隱忍着，克制着，但我們又能感受到紙背後巨大的傷悲。

其實，我是沒資格談論楊絳先生的散文藝術的。或者也可以說，這種以巨大傷悲凝結成的文字，本來就不是供人談論的，而是供人傾聽和瞻仰的。

正是在這次瞻仰中，我意識到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楊絳和錢鍾書開啟了一種為人學文為學的模式。他們一生躲避政治，潛心文學和學術，方才苟全性命於亂世。子曰：智者樂，仁者壽。錢鍾書和楊絳似乎就是這句名言的踐行者。

原刊於《財經網》，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