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樣理解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勝的結果?有人看到希望,甚或視之為對抗爭運動被定性為暴亂的平反。他們認為,黨同伐異、擲汽油彈、癱瘓交通、肆意破壞和佔據大學是病入膏肓的香港需要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區議會選舉破紀錄的投票率所代表的「政治覺醒」(political awakening),證明這策略正確。他們相信,一個變新和改革的新世紀即將來臨。
這種想法並非全無根據。國家和城市的改革之路往往有跡可尋,並依照一定的模式。先是政府無力處理不斷惡化的利益衝突和社會問題,導致民怨日深。跟着會出現一宗「引發事件」(trigger),將群眾的政治能量釋放出來。這些政治能量最後經已確立的渠道影響權力的分配和布局,改革派冒起,保守派撤退。社會急需但一直以來不被容許的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終於可以展開。
但這是香港今日政局的寫照嗎?恐怕不是。首先,泛民的勝利不等如是港人的勝利。到今天,清醒的港人應該知道,泛民不論在政治上還是道德上都不值得他們信任。政治上,他們在議會的「不合作主義」(obstructionism)無助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他們「逢中必反」的立場加深港人的「恐共」和「仇共」心態,最終令「一國兩制」由港人的資產變成負債。道德上,他們利用形勢來自利肥己的投機主義(opportunism)遠勝他們對民主價值與道德原則的承擔和實踐。
更令人擔憂的是,選舉結果顯示「反修例之亂」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表面上,這令人費解,甚至匪夷所思。為何一場由無知與仇恨驅動、摧毀日常生活秩序和損害港人根本利益的暴亂,會在社會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這令我想到最近在《紐約時報》讀到的一篇報道,報道描述一家位於紐約曼哈頓的「鄰里店」(neighborhood store)結業,作者是專門研究媒體與科技產業、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美籍華裔學者吳修銘(Tim Wu)。
這家專賣電子零件和五金器具的小店取價公道,服務既親切又細心,店主的專業意見常常為顧客省去很多買錯貨和換貨的麻煩。店子的面積小,但這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因為這大大節省了到這裏光顧的顧客的出入時間。
可是,這樣一家為街坊提供優質服務與產品的店舖還是逃不過結業的下場。令人不解的是,雖然亞馬遜的網上購物服務遠遜小店便捷、專業、廉宜和有人情味的服務,但大多數街坊還是選擇光顧亞馬遜。
吳修銘稱這種消費心理為「方便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onvenience)。當中的弔詭和矛盾是,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消費者會為了表面上的方便而放棄真正的方便,曼哈頓的街坊捨小店而取亞馬遜正是顯例。
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
從這個角度看,港人對暴亂認可和支持,可能受一種「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democracy)所驅動。意識形態是一套規範性的價值和信念,這些價值和信念未必符合現實,但受其影響的人卻深信不疑。「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認為任何與民主沾上關係的東西和事情都值得支持甚至犧牲。他們的實際利益可能受損,卻永遠覺得自己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
可以斷言,這不是一套對港人「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的意識形態,即政治哲學家口中的”good ideology”。”Good ideology”堅持自己要接受嚴格的現實測試(reality check),因而集實用、功利、理性、科學和適應力強的優點於一身。
今日香港最顯著的、佔優勢甚至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是混入民粹主義(populism)和反共主義(anti-Communism)的”ideology of democracy”。反共受其意識形態的支配比共產主義不遑多讓。所不同者,反共主義者不會像共產主義者那樣無時無刻把「意識形態」四個字掛在口邊,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們對共產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深惡痛絕,但在與共產黨鬥爭的過程中也不知不覺變成了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被反共意識形態操縱的奴隸(ideologue)。哲學家尼采奉勸世上立志要伏妖除魔的人,要當心自己也變成妖魔(Be careful when you fight the monsters lest you become one)。這對反共主義者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
意識形態隱而不見、藏而不露,它的「低能見度」(invisibility)令身陷其中的人受其擺布而不自知。他們動輒劃分敵我,黨同伐異;卻自以為所做的一切理所當然甚至大義凜然。
反共本是複雜的權力鬥爭(power play),卻常常被簡化為善惡分明的道德劇(morality play)。反共的兩大信條是他們自己的一貫正確(infallibility),以及共產黨的確實有罪(sure guilt)。他們深信不疑的,除了是共產黨的邪惡,還有他們自己動機的純潔、道德上的優越,以及本質上的正確。即使他們做了有損人格、違背良心和出賣原則的事情,也會告訴自己:「我的本意和心眼是好的」(My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對反共陣營的極端分子和狂熱信徒來說,反共不是立場,是戰爭,而香港就是戰場。這是可以令香港萬劫不復的「壞意識形態」(bad ideology)。何時香港再可以像新加坡那樣驕傲但不無天真地告訴別人:”We are ideology-free”?也許九七之後,香港在政治上的天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已經一去不返。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doctype>作者簡介
評論家,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及《香港01》執行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及Exposed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