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觀顔真卿特別展

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今年1月13日開始至2月24號舉辦的「顔真卿特別展」海内外矚目，卻是非不少。先是台北故宮博物館借出被尊為「天下第二行書」──顔真卿的《祭侄文稿》而被台灣民眾大罵，認為此等珍貴文物，已經10多年未在台灣展出（上一次在台北展出是2008年的晉唐書法展），如今不給本地人民欣賞，卻運到了日本，並同時質疑台北故博借出1300多年「高齡」的紙本文物是缺乏保護意識。繼而海峽對岸也網上網下一片罵聲，連《人民日報》也加入批評陣營，焦點卻又變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館為何不將珍貴文物給自己大陸同胞觀賞，而是獻媚日本，難道忘記南京大屠殺？

紛亂熙攘中，一個多月的展覽在爭議聲中已經在昨日結束。兩岸三地很多朋友年前年後紛沓而至觀展，而筆者也終於在展覽的最後兩天從香港趕到了展會現場。此時，博物館所在的上野公園已見早櫻蹤跡。

花了整整一個下午排長隊進館，又泡在此次展覽的所在地──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平城舘，才知道這海峽兩岸的「玻璃心」們都是有點不了解事實真相下，亂發一通大炮。容筆者通過實地介紹，希望能一解未能親臨現場的讀者們種種疑惑。

疑惑一：台北故宮博物館（以下簡稱台北故博）為何要借出如此珍貴文物給日本？

首先，按照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介紹，是次展覽是花了好多年精心策展的一個書法主題展。鑒於日本人從小寫大字以習顔體開始，日本國民對顔有膜拜心理，此展覽以「顔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為題，系統地介紹了書法從甲骨文開始到近代的演變史。

而據台北故博所解釋，日本方面六年前已經開始商談借出展品一事，借出的展品是根據這次展覽的脈絡經雙方商談多次，研究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才最後決定了4件展品。全世界博物館慣例是會互相商借文物，這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的方式之一。就事論事，除了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祭侄文稿》，台北方面也借出了懷素的《自敍帖》，此是狂草名作，在價值上亦和前者不相伯仲，但卻鮮有人提起，由此可推測其實最初的批評始於民眾對一些博物館策展和交流的準則的不了解，一味上綱上綫，只為批評而批評。

疑惑二：東京國立博物館對台北故宮博物館的不尊重

其次，台灣民眾也詬病東京國立博物館為何沒有在宣傳資料上印上台北故博的嘜頭。此言論實在是未了解實在展覽的情況。其實是次展覽一共展出了177件展品，大部分來自於日本各地的博物館，台北的展品只佔非常小的比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舘也借出了幾件藏品。台北故博雖然借出珍貴文物，但從整個展覽的角度來説，他們確實並不是合辦機構。東博亦在海報和單張的空白位置打上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奇跡首次來展」的字樣。東博在此次展覽幾乎全是珍貴文物的狀態下，又面對顯而易見的政治壓力，沒有特意突出台北故博，但也沒有把「國立」兩字移去，在筆者看來是一個低調務實的做法。

疑惑三：海峽兩岸媒體都批評《祭侄文稿》不應長途運輸和展出，並質疑日本方面的保護措施

紙本文物確實是脆弱，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展出。台北故博按照展出一次，入庫7年的原則，一直對珍貴的中國古代書畫尋求一個妥善收藏和讓公眾欣賞之間的平衡點，因此上一次《祭侄文稿》海外展覽已經是1997年，本地展覽是2008年。而對全世界的博物館來説，海外觀眾和本地觀眾其實都是觀眾，並無極強的國界意識，這一點大概也是很多民眾和台北故博之間最無法講清楚的「鷄同鴨講」。

至於批評東博沒有做好保護措施，按照筆者觀察，是次展覽現場，東博方面看上去沒有可批評的地方。首先無特別許可，所有展品均不准拍照，當然包括《祭侄文稿》。另外，《祭侄文稿》有一片單獨的展區，整個文稿被高清放大打印在紅色的條幅上，懸挂於該區域上方做為裝飾。展品本身被密封在玻璃櫃中，為減少燈光照射，展區的光綫被調得很暗。等候參觀文稿的時間大約為60-70分鐘，觀眾只能在展品前魚貫而過，並不能停留。需靠展品前的幾塊展板和屏幕上滾動播放的數字化展品，加以了解更多細節。這大概是東博方面面對大量的觀眾，用此方法最大限度地展出和介紹此作品，同時間也降低了對展品的物理影響。最後，是次展覽中其實每一件都是珍寶，東博也確實考慮了所有展品都屬紙本，不適合長期展出，只是短短展出了40天。

疑惑四：為何台北故博不將此等國寶借出給大陸讓自己同胞欣賞，卻借給日本人？

眾所周知的原因，台北故博應該是根本不敢借給大陸方面，以免進去卻出不來。台北故博因當年國民政府在莊嚴先生主持並親自壓陣南遷的時候確實收藏了中國大部分最珍貴的書貼，但也因為在台灣的關係，這批書貼至今保存得非常完好。故博經常將一些書法藏品輪流向民眾展出，筆者每隔兩三年去一次台北故博，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書法展品，時時感動。台北故博所藏的一些頂級書法珍品也因為蔣勳先生的唯美介紹，而廣為人所熟悉。就像筆者，一直希望能碰到故博展出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和蘇軾的《寒食帖》，可惜一直緣慳一面，但筆者也從來沒有覺得因此要怪罪故博不在家門口為我擺起書法的盛宴。

從這次觀展現場所見，目測一半是兩岸三地的華人觀眾。一些看得出只是來打卡，但也有很多認真甚至在做筆記的華人觀者。無論如何，相信山長水遠來日本看展至少阻隔了大部分純為湊熱鬧的看客，要不然這等候的時間不是以分鐘計算，而是以小時計了。

還原了一部分展覽真相之後，筆者想要全面介紹一下整個展覽，讓讀者如在現場，神游一番。

此展覽由東京國立博物館、每日新聞社、日本經濟新聞社和NHK主辦，籌備了十年有多。梳理書法幾千年的歷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博最終以顔真卿的書法為主軸，串起整個展覽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展覽共分兩個展館，再細分成六章，第一章即為《書法的變遷》，從甲骨文、小篆一直講到行書和隸書；第二章為《唐代書法──安史之亂前》，這一章集中介紹了唐太宗對王羲之《蘭亭序》的喜愛，並因臨摹《蘭亭序》而促生了初唐的楷書名家，包括虞世南、歐陽詢和褚遂良。其中台北故博借出了另一件稀世珍品──褚遂良臨摹的黃絹本《蘭亭序》，也是此展的焦點之一。第三章正式進入顔真卿部分，稱為《唐代書法──顔真卿大放光彩》，這一部分從顔在早期的《王琳墓志》尚受到褚遂良影響，筆法依然沿襲秀麗之風開始，到中期風格形成，開創了筆風開闊雄勁、渾厚挺拔的「顔體」，再到是次展覽的最重頭戲──《祭侄文稿》。文稿是顏晚年的行書作品，為悼念在安史之亂中死於非命的侄子顔季明悲憤而書，與王羲之的《蘭亭序》、蘇軾的《寒食帖》並稱為天下三大行書。因為《蘭亭序》據傳已被太宗帶入陵墓，《祭侄文稿》便成了最古老和珍貴的紙本行書，故被稱為「天下第二行書」。此部分展覽也展出了故博借出的懷素《自敍帖》和《小草千字文》，此兩件作品亦是草書中的登峰造極之作。大概只是因為展覽名為「顔真卿」，大家的焦點似乎都落在了《祭侄文稿》上，實在有些啼笑皆非。到了第四章，轉而介紹日本書道受唐代書法的影響，包括了日本著名書道大師空海的作品。第五章和第六章重新回到中國，前者命名為《宋朝對顔真卿的評價》，其實是展示了宋各大名家在唐書法基礎上百花齊放的各種傳世精品，大阪市立博物館借出了蘇軾的《行書李白仙詩卷》；東京永清文庫借出了黃庭堅的《行書伏波神祠詩卷》；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此展出了也是在庫房封存多年的米芾之《行書三帖卷》和《行書虹縣詩卷》等等，件件都是精品。此部分能一次過欣賞黃、蘇、米等大神，真是觀眾的福祉；也再次證明了東博此次只以書法歷史挑選合適展品。最後一章是《後世的影響》，擷取了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王鐸、何紹基、趙之謙等名家臨摹顔真卿或創出自己特色的書法作品，亦將宋之後的書法做了一個高度濃縮的簡介。

仔細看完整個展覽大概需時3至4小時，加上一個多小時排隊觀看《祭侄文稿》，幾乎每一件藏品都值得細看，實在不是一個輕鬆的參觀過程。館内人頭湧湧，但並不喧嘩。日本觀眾中老年為主，很多都是以膜拜的心情細細端詳，也有很多日本學生來參觀。從上野車站出來，展覽的海報四處飛揚，看來這個展覽在日本本地還是引起了極大的回響。兩岸三地的華人觀眾對展館門口和祭侄文稿的的大排長龍，免不了嘟囔幾句，但依筆者觀察，也是看得認真覺得物有所值的人居多。從這個角度來説，大部分書法珍品不管歷史上是何原因流落到日本，大家通過此次東博的精心策展而一窺真貌，即表明此展覽已經對如何將書法介紹給當代的普通觀眾起了很重要的意義。

是次展覽尚有一個最大的亮點必須要提及，那就是稀世之寶──北宋名家李公麟的《五馬圖卷》。此畫因為有黃庭堅的題字而由東博特別提供在此展覽中展出。此畫是宋代白描的「神作」，1930年流入日本之後，一直以來傳説已經毀於戰火。誰知是次展覽突然展出這件消失已久的國寶。這次的展覽因此被認為是絕對不能錯過的展覽，此也是其中一個原因。關於此國寶為何流落日本，之後又一直「神隱」，則是此展覽外另外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