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睦仁發布王政復古詔書，維新正式開始。上周三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因為與日本的歷史糾葛，加上近年國內沉醉於強國崛起的民族主義，人們很少談論有關日本的正面情事。事實上，日本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轉型的非西方國家，它的經驗有啟示借鑒作用；同時率先進入現代的日本當年對中國有很多影響。甚至十月革命那聲炮響送出的馬克思主義，也是經過日本才到達中國的，更不用說「皇軍的到來使中國革命更快成功」了。總之，送來思想與派來軍隊都是明治維新直接間接的後果。在某種程度可以說，中國人是除日本人以外最應該深入研究明治維新，並從中汲取成功經驗的，尤其是我們的國家在現代轉型中撞撞跌跌，迄今未登彼岸。
本欄早前曾寫過一篇題為《華盛頓與明治志士》的，討論日本現代轉型的文章，指出明治維新所以畢其功於一役，成功實現現代轉型乃因明治志士如美國元勳般沒有成為偉大領袖。本文將把明治維新與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相比較，因為志士沒有汲汲於名號，而能以天皇權威推動現代轉型，收事半功倍之效。以此文作明治維新150年祭。
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轉型
現代社會迴異於傳統社會，而又脫胎於傳統社會。傳統的非西方社會本身並不包含現代性的因素，自然也不可能孕育出現代社會。從而非西方社會之轉型為現代社會，基本上只有從西方引入具現代性的思想意識與物事。
相比於物事，現代轉型的成敗更在於具現代性思想意識的引入。西方世界就是歷經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一系列的思想意識轉換，才進入現代社會的。
一個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有成熟的、入人已深固有文化的國家，在西方勢力向全球擴展的過程，往往有與西方的碰撞衝突的事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現世界出現前所未見的變局，必須解決如何應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現代化問題。應對這種局面，不同的國家，因為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文化，而有不同的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後果。因為最早接觸這種外來事物，並尋覓應對之策的都是那個國家的精英。這些精英能不能意見一致，能不能高瞻遠矚，看到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走出一條最正確的通往未來的道路，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千里康莊，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以我們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論，先是它的精英固守舊意識，即便連戰皆北，被人打個落花流水，也只想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抗拒引入現代性的思想意識。結果是死人無數的革命，使精英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現代性的思想意識遠遠沒有在中國社會落地生根，距離真正現代國家還非常遙遠。
引入現代性的思想意識，以它來滌蕩，從而取代固有的傳統意識，並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念，是國家進入現代的關鍵，在這一過程中，路徑安排，制度設計是最終成敗的原因。
現代轉型首要是國民思想意識的轉變
日本是非西方國家成功實現現代轉型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例子。說它最成功除去它今天躋身最先進國家行列外，還在於當年明治維新的志士畢其功於一役，從此擁抱現代性，順應歷史潮流，選擇正確路徑，心無旁騖，迄今臻於自由平等民主富強，屹立於世界。
有很多國家與西方早有接觸，了解世界向現代的歷史發展，知道要跟上潮流必須改變自己，就是實行變革，有些國家並且大力實行了相當時期，但終究厥志不終，中途而廢，甚或功敗垂成。如俄羅斯者，彼得大帝就已知道取法於上，努力學習西方。但後來的俄國精英，因為種種原因，嚴重分裂，通過武力一分高低，得勝一方，自我膨脹，終究不能看清歷史方向，為禍全人類，最後國崩黨滅為天下笑。即使本文要討論的土耳其，其現代轉型的關鍵時刻，也因其精英沒有明治同輩的深謀遠慮，而使國家在100年後的今天現代性有大幅褪色之虞。
日本明治維新如此成功，關鍵在它的傳統和這種傳統所孕育出來的明治精英。日本是宗教國家，自稱神國。歷史上佛教曾經有巨大的影響，不但民間有很多信眾，朝廷和官府也都曾借助佛教安定社會，請高僧為國家詠經消災。明治維新之前佛教幾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有相近的地位，直到明治尊王成功後，為了強化國家認同，神道教才因為與天皇的淵源而有國家宗教的地位，稱為國家神道。其實日本人的宗教觀相對獨特。據統計，日本各宗教信眾人數總和是日本人口總數三倍。就是說平均而言，每一個日本人信不止一種宗教。
按照大和民族的神話，神武天皇作為首任天皇是日照天神的後裔，皇室享有日照天神的祭祀權。根據日本的傳統政治倫理，這種祭祀權象徵着政治合法性。歷史上除去一個名叫平將門的桓武天皇裔孫曾稱兵謀反，自立為天皇，最後失敗收場外，天皇的承傳從未受到破壞，因而日本皇室以萬世一系自稱。這種政治文化結構在精神意識層次有着極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天皇作為具有神格的存在，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有超然的地位，對於統一日本人的思想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就現代轉型而言，由天皇向國民發出指令，讓國民作出現代性的思想轉變，可謂事半功倍。
維新志士以「王政復古」為號召，進行倒幕尊王變法，成功之後，率全民向現代轉變，成為非西方國家唯一現代轉型成功的例子。在其他非西方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多受阻於或國內意見分歧，陷於爭論爭鬥乃至爭戰之中，無法自拔；或主事者私欲過甚，務必使自己成為千古一帝，空前絕後的領袖，或者得個「國父」桂冠，結果有違常理使蒼生塗炭。設使維新志士利用千年變局，在現代轉型中推倒天皇，取而代之，即使一時僥倖成功，登上帝位，必有日本傳統的擁護者、神道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天皇的忠臣等等或遲或早發難，試圖推翻新立的王朝或革命的政府。後果應該與中國辛亥革命後的情況相近似，就是群雄並起，天下爭橫，戰伐攻取，流血漂杵，生靈塗炭。到頭來愈來愈激進，為了權力愈來愈沒有底線。僥倖勝利者，以最殘暴的專制手段，鎮壓一切反抗者。國家只能永遠在現代性大門之外。
明治志士借助天皇而畢其功於一役
明治志士可謂仁義禮智率皆俱備。當然也與日本文化傳統，尤其是政治上的雙重運作軌道密切相關。表面上天皇是幕府將軍的君上，幕府向來獲天皇授以征夷大將軍的職銜；但國家的實際權力操在幕府將軍之手，幕府甚至制訂諸法度條例規管宮廷乃至天皇的行為，而宮廷財政亦由幕府操控，真正俯仰由人。幕府的繼承宮廷亦沒有與聞的權力。如果與其他國家比較，日本的政治結構近於歐洲的教廷與王權的分野。對於我們這樣自秦始皇起，權力完全來自赤裸裸暴力的國家而言，這毋寧說是一種奇哉怪也的國家政治結構。始終日本與歐洲權力有相當部分非以暴力支撐，神權是也。這樣明治志士以王政復古，尊王倒幕為號召，打倒掌握世俗權力，以暴力為支撐的幕府。事成之後，實行日本特色的立憲君主制。明治維新後創制的帝國憲法，表面上天皇擁有統治大權，其實與中國至高無上，乾綱獨斷的皇帝相去極遠。我們的皇帝基本上是有其權不負其責。很多政策與官員任命由皇帝聖衷獨斷，失敗後，委過臣工，找個替罪羔羊，皇上永遠聖明。只有發生災異，即遭天譴才不關痛癢地下詔罪己。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天皇權力根本沒有復古，即恢復到鐮倉幕府之前的院政時代。明治志士認為，從現代政治看，掌決策權的人必須為決策後果負責。因為天皇是日照天神的後裔，永續擁有日照天神的祭祀權，不應該讓天皇承擔政治決策帶來的責任。解決的辦法是天皇不負決策之責（所謂統而不治，說得難聽點就是被架空，我們中國人叫做大權旁落是也）。以最高行政首長總理大臣的遴選而論，總理大臣如由天皇直接指定，到頭來人謀不臧，甚或爆出醜聞，天皇難脫關係。因此在實現民主政治之前，總理大臣必須由重臣推薦。大正之後，更須由九大元老具名推薦。這樣天皇雖然不能再說是系而不食的匏瓜，但實權基本掌握在明治志士即出身於薩（摩）長（洲）土（佐）肥（前）為主體的藩士之手。只是這些藩士基本以群體形式存在，沒有人能領袖群倫，一言而為天下法，作偉大領袖，死後高臥崇陵。維新志士的功業在日本現代史成為定論，不因政治變動時而為神，時而為鬼。維新三傑中的西鄉隆盛（另二傑為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雖然倒幕成功後，因與大久保利通政見不合而發動日本歷史上最後一場內戰，西南戰爭。失敗後切腹自盡。但西鄉隆盛的英名繼續與其政敵大久保利通並列為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反叛更未誅連他的親屬。其弟西鄉從道更受封九大元老之一。
明治維新以尊王為號召，除了有助於倒幕，重整國家政治架構，使日本由各藩大名某種程度上各自為政的封建國家，一躍而為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現代國家而外，維新政府以天皇的名義發布大量諭旨，引導日本國民作思想意識的現代轉型。
現代轉型最關鍵在於國民思想意識的普遍轉型。日本維新志士的尊王在相當程度上只要改造天皇一人，使其接受現代社會的思想意識，一紙諭旨，足以天皇之尊，使天皇之先覺，覺庶民之後覺也。退一步說，即使天皇不盡覺，在日本政制下，維新志士也完全可以天皇之名，要求日本國民轉換思想。就是明治維新這種覺一人而國人皆覺的模式，使日本的現代轉型以最低的成本得以實現。當年日本維新也是在一個最有利的時機發生。那時列寧主義還未出現，馬克思主義也只是西方工人運動的一種學說，或按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只是一種幽靈，徘徊於歐洲大陸的幽靈，並未作為世界政治的一種時髦，從而維新志士未為其誘惑而走上歧途。
日本是幸運的國家，二戰的交戰對手是代表現代社會發展方向的美國。戰敗後由美國單獨佔領，未為蘇俄所染指。佔領軍總司令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有與維新志士相近的轉型路徑選擇。那就是保留天皇之位，盡量發揮其作用，引導日本向民主政制轉變。為了覺一人而使日人皆覺。麥克亞瑟專門從美國為正在沖齡的明仁皇太子請來女教師，為皇太子灌輸自由平等民主的現代價值觀。結果在美國佔領下，日本成功進行民主轉型。成為真正現代民主國家，在經濟民生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功。
凱末爾革命：功敗垂成
土耳其共和國脫胎於奧斯曼帝國。這個帝國有超過600年的歷史，曾經橫跨亞歐非三大洲，是人類歷史上歷史最長，統治過最多人的帝國之一。進入現代後奧斯曼帝國與工業革命發源地西歐地域相鄰近，且歷史上與包括英法德奧等國家早有碰撞。到了近代，奧斯曼帝國的精英們通過在戰場上與西方列強較量中痛苦的失敗教訓，認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知道自己行之幾百年的制度已經落伍，需要改變自己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並且已經付諸實行。首先在軍事方面，軍制，武器裝備等都作了向西方強國看齊的引進與改變，包括引進西方國家的軍事教官和軍事教育制度等。在經濟層面也開始了發展現代工商業的初步嘗試，尤其是以帝國存亡攸關的軍事工業。總而言之，奧新曼帝國的精英並非以駝烏的取態，應對現代轉型。
奧斯曼帝國依靠軍事征服建立起龐大的帝國，早期帝國首領稱為蘇丹（Sultan）。後來因為帝國疆域內諸多屬土的伊斯蘭因素，15世紀後期開始，帝國統治者以伊斯蘭教作為強化統治基礎的手段，1517年亞武茲蘇丹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馬木留克王朝擁戴的哈里發穆塔瓦基勒讓位於蘇丹。這樣帝國蘇丹身兼伊斯蘭教最高首領哈里發（Caliph），是全世界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引導者。
在強勢西方潮流衝擊下，奧斯曼帝國在政治層面也實行了改革，開始進行君主立憲的嘗試，改革深度是應該肯定的。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看錯形勢，加入了德奧的同盟國陣營，結果敗於英法美等的協約國陣營。奧斯曼帝國最後分崩離析，其利益與地盤為戰勝國所瓜分。
在這樣的背境下，奧斯曼帝國的核心地帶（即安納托利亞地區）發生了後來被稱為土耳其民族解放戰爭。結果凱末爾將軍（Mustafa Kemal）領導的土耳其軍隊，打敗英法等國支持的希臘入侵軍隊，從而建立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將軍作為軍人，無可避免對武力有所偏好，相信武力足以改變或維持現狀。對現代社會的本質與發展方向未必有太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奧斯曼帝國並非先進的現代國家，沒有提供那種現代社會發展趨向的基本生活現實。因而凱末爾將軍沒有意識到改變國民的思想意識，尤其改變土耳其農村根深柢固的宗教信仰，是土耳其真正進入現代的關鍵。在當時的時代潮流下，凱末爾將軍通過移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甚至文字，以引導土耳其全盤西化，同時以軍隊實際上就是以武力保證這些新制度的永續維繫。
政教分離，或者更準確地說去伊斯蘭化，在當年的凱末爾革命中也算順理成章，包括伊斯蘭的沙里亞法退出世俗社會生活，同時廢黜奧斯曼帝國最後一任哈里發阿卜杜勒·邁吉德二世，並把他驅逐出境。這位奧斯曼帝國最後一位專制君主和第一位立憲君主後來流亡美國。
表面看凱末爾將軍在土耳其實行了相當徹底的革命，比起日本的明治維新似乎與過去作了更徹底的決裂。比起維新志士，凱末爾將軍也受到土耳其國家和人民更崇高的膜拜，在生時就被授予「阿塔圖克」（Atatürk，土耳其語即父親）的稱號，死後下葬阿塔蒂爾克紀念陵墓。但是凱末爾革命實行至今，土耳其的政治形勢正在逆轉，世俗主義正步入窮途末路。凱末爾寄以守望世俗主義厚望的軍隊，在國家社會和政治影響力已經被宗教勢力淹沒。以前每當宗教勢力抬頭，軍隊登高一呼，世俗勢力即重佔上風。前年那場軍事政變，軍隊明顯居於下風，受到毫不留情的整肅。土耳其重新宗教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凱末爾革命可謂功敗垂成。
評價：日本明治維新與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孰優孰劣
日本維新志士以尊王為號召實現現代轉型，最值得記取的經驗就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通過天皇之口，或說諭旨，滌蕩改變日本人的舊思想，首先是那些與現代社會要求相牴牾的思想意識。天皇之口成為了維新志士思想意識的傳聲簡。不管是通過制度的安排即君主立憲而使維新志士可以將現代意識冠以天皇諭旨，還是天皇真的被維新志士所感染與改造而服膺現代思想意識。二者都是事半功倍的轉型路徑。前者的效果自不用說，後者客觀上則有覺一人而使天下人皆覺之效。其實兩者相輔相成，是二而一。
一個民族或者說一個國家，現代轉向的徹底成功首先是現代意識成為其成員的共同意識，就是以現代意識代替傳統意識，或者現代轉向首先是傳統意識的轉向。沒有這種轉向，也就是抱傳統意識之殘，守舊有觀念之缺的地方，即便在制度層面甚至在器物，也就是經濟層面有過現代的模樣，到頭來還不會是一個現代國家與民族。到底現代與傳統的分野在思想意識甚於制度與器物。現代土耳其的歷史就是反面的例證。
失去宗教領導 國家變得混亂
土耳其革命自有其不同於日本的條件，100年後苛責凱末爾將軍當然不合理。但是今之視昔是可以有益於往後之發展，避免一錯再錯的。
奧斯曼帝國君臣不是根本抗拒現代性的，甚至攸關君主權柄的政治制度，也已改行君主立憲制度的了。如果當年奧斯曼帝國不是站錯隊，加入後來戰敗的德奧同盟國陣營，奧斯曼帝國可能一步一步走向現代化，變成一個趨向於自由平等民主的現代國家。現代土耳其就有一段時間朝向這樣的方向發展。只是現代土耳其的這種發展方向，沒有像日本一樣建基於現代性意識在大部分國民腦中的生根，而是一部分精英通過制度和武力加以施行。尤其是城市以外的居民，原來佔統治地位的宗教意識，並沒有實現現代轉向。
當年，現代土耳其的國父如果更具前瞻地看待宗教，這種影響人們思想意識的設施，以一種更具政治技巧的手腕對待和處置末代哈里發，比如說像日本的維新志士一樣，把哈里發改造成只具備宗教功能，並受土耳其國家影響，能夠為現代土耳其國家傳遞現代思想觀念，當然有些伊斯蘭包裝的宗教指導機關。這樣凱末爾主義不會陷入今天的困境，甚至今天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問題也不會出現。那可能是伊斯蘭宗教改革的最好機會。可惜凱末爾將軍沒有把握住這千載難逢之機，錯失就在眼下的不世之功。
廢黜末代哈里發，並把他驅逐出境最大的危害是使虔誠的穆斯林受到失敗的打擊，是使伊斯蘭教碎片化，沒有具權威的中心。對於一個有千年歷史，信眾遍及全球，人數以億計的宗教，這無疑是人類現代轉型的巨大失策。在失敗和碎片化打擊下，這種宗教變得更容易被人利用，尤其是被那些激進的人們所利用。以恢復宗教當年的光榮為號召，在十多億信徒中，何愁找不到追隨者。以怨懟為訴求的運動，在現代社會不乏演變成流血漂杵的血腥爭戰。馬克思以階級怨懟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以民族怨懟為基礎的各色民族主義敍事，都是令人心驚肉跳的例子。
伊斯蘭教沒有在奧斯曼帝國滅亡的廢墟上實現現代轉型，實在是令人極為惋惜的現代人類之痛。這種精英的失誤在70年後又在相當程度上重演。計劃經濟失敗後，蘇聯何去何從？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精英犯了與凱末爾將軍幾乎相同的歷史錯誤，讓蘇俄受到徹底失敗的打擊和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而不是竭盡全力讓現代意識、自由平等民主和普世價值浸入蘇俄人民心中，盡力協助真正服膺這種思想意識的健康力量在那裏站穩腳跟，使共產主義的廢墟變為自由民主的樂土。結果與土耳其如出一轍，只是速度更快。從日里諾夫斯基到普京的野心家以民族怨懟為號召，使俄羅斯成為地域政治不穩定的源頭，世界格局變得更為複雜。從而對人類的整體現代轉型帶來困擾。
改革需迎合現代社會
回看過去的二十世紀，如果把冷戰計算在內，在這個被一些左派歷史學家稱為短世紀的百年中，人類圍繞現代轉型進行了三次世界規模的決鬥，毋寧說進行了三次世界大戰。這三次決戰為全人類的現代轉型帶來機遇，帶來成功，也產生失誤，帶來遺憾。這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更值得記取。相比較而言，二戰之後，代表歷史正確一方的戰勝國有着最正確的戰後應對部署。美國作為戰勝國，實行不要土地，不要賠款的政策，以德報怨對待敵國，徹底改變戰爭的性質（以往戰爭，戰敗國向戰勝國割地賠款是理所當然的）。並把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成功移植到三大戰敗的軸心國德日意。更以馬歇爾計劃的慷慨援助協助歐洲和日本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使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自由民主制度落地生根。
相對而言，一戰後戰勝國中一些主要國家以短視的眼光對待戰敗國。他們不留餘地地壓迫德國，導致它經濟崩潰，社會動盪。這樣的土地滋生希特拉的民族主義乘時而起，荼毒歐洲，最後釀成比一戰更嚴酷的大戰，使生靈塗炭。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奧斯曼帝國滅亡後伊斯蘭世界的碎片化帶來的遺禍，全人類至今仍飽受其害。
冷戰結束後的格局幾乎與一戰沒有分別。實際上是戰後主持人應對無方孰以致之。當年冷戰是中蘇共產主義集團與自由世界的對抗。因為權力的爭奪先是中蘇分裂，力量消磨。後來制度缺陷隨時代進步即人手社會進入人腦社會而逐步顯露，終至無以為繼而崩解。在蘇聯崩潰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即葉利欽宣布解散蘇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組織體系，乃至國家制度在蘇俄壽終正寢的時候，西方決策者沒有當機立斷，推出類似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穩住蘇俄經濟和社會，協助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把蘇俄納入自由民主體系。而是讓蘇俄徹底崩潰從而滋生怨懟，成為民族主義沃土。並發展到今天中俄結盟重回二戰後的格局。讓歷史走了一個迴旋的路段。也使當年對抗紅色暴政的英雄心血和犧牲付諸東流。
總之，自由民主作為人類的共同追求，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它一方面能更高效地開發人類的腦力資源，增強人類的能力；另一方面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在這種體系的發展中得到更多的福祉。站在現代歷史發展正確一邊的國家與民族，負有先覺覺後覺的歷史責任，那就是使更多的國家與民族進入這一體系。在世界大同前的任何歷史時期，自由民主陣營與極權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對抗乃至戰爭，不是要消滅或者懲罰這些站在歷史錯誤一邊國家的人民，而是要協助他們進入歷史正確一邊的體系。尤其是歷史在那些曾經進入迷途的國家，出現重新選擇的關鍵時刻，這種關鍵時刻通常出現在自由民主體系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刻，自由民主陣營的領導人應該抱着如當年對待德意日的心態，協助他們進入自由民主陣營，而不是羞辱壓迫那些失敗的國家與民族。只有這樣人類才會共同獲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