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新加坡已經完成她建國的第一階段，她已經立下規模。至少，基石已下，現在的問題是：在後50年，如何建立她的文化？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教育上的、修養上的、精神上的。
現在很多新加坡人要求政府改善民生、減少勞工及移民的輸入，維持社會穩定、增加教育機會和醫療保障。這些自然都是對的，一個富裕社會當然要增加福利，但不能太向福利政策傾斜，否則像南歐各國造成財政上的緊張，政府承擔大筆債務。真正的問題在人民質素的提高、知識和能力的增長。有了本事，就不怕挑戰。單靠政府保護，並非長遠之計。
我認為：這就是新加坡第二階段要做的事。這一個階段不比上一個階段容易。上一階段是建國，從硝煙中走出，在大國博弈中獨立，遊走穿插，贏得了世界的稱賞。現在進入第二個階段，是立國，立長遠之基。古人所謂「為萬世開太平」，這就需要有良好的設計和良好的教育。
不過，一個良好的設計是需要以優秀的文化為底蘊的，同時也要顧及本身歷史，善體前人腳步。自尊、自知、自省，然後有自信。自己站得穩，才知道自己這條路是怎樣走過來的，才不會被噪音、雜音所動搖。
我這樣講，絲毫沒有封閉、盲目、自大的意思。相反，有自信的人才會開放，有經歷的人才知道選擇。愈知愈無知，愈無知愈想學，愈想學愈明白人類文明的路絕不簡單。幾千年過去了，究竟人類建設出什麼樣的社會？西方所揭櫫的民主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很好嗎？似乎還比不上新加坡呢！
善用儒學資源的建議
由此可見，時代是進步的，但也是不斷總結的。前人的努力不見得不對，我們必須深入前人的心，才知道他們的意願和抱負。沒有任何設施是完備的，也沒有任何政制是圓滿的。每一代人都要摸索前進，但必須先了解過去，知道自己成功和失敗的原因，才能開創未來。
善繼，不只是維持政策上的穩定，也不是不給反對黨機會，問題不在政黨輪替，而在文化的持續和理想的持續。現在的民主人士只着重形式，不注意內涵，所以膚淺。新加坡能否推進民主，像我上文所提出的優質民主，開創歷史先河呢？
在這裏，我想提出善用儒學資源的建議：西方民主之所以走向劣質，是因為他們的理論前提，只是植根於一種自然哲學，即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主義。根據他的理論，自私也是自然，必須肯定，其過失只能由法律處理。在生活中，則須承認別人也有此慾望，亦即有此權利，所以應互相尊重，以形成社會。這也就是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論》。其背後的理據就是出於一種的理性的推論，似乎可以達致一種理想，其實是空想。今天只要看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殺戮和金融危機，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就知道此路不通。因為道德無根，根本無法抑制人類自私的瘋狂。
法律不是無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司馬遷所謂「法施已然之後」，不能培養人的自律、自覺，法律條文便有僵化和被利用的危險。新加坡的法治已經很好了，但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治進一層，就是要有道德教育來配合：做人先要求自己，而不是苛責別人；人能與人為善，人際關係自然和諧而有溫暖。方之今日，不啻天方夜譚，但不是不能做到。關鍵在教，所以孔子就要正人心，克己復禮。這就是優質民主的前提。
儒家不但教人面對自己，承擔責任，不遷怒、不貳過，能自省、自律才能真正地獲得別人尊重；還教人如何與別人相處，有家、有國、有倫、有理、有同道、有相互的扶持。何止同舟共濟，更是萬眾一心。《易經》〈同人〉〈彖傳〉說：「同人於野，亨⋯⋯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的是領袖，其實是凝聚力。若不凝聚，國大亦無用，反而會四分五裂。新加坡小國，不是更要加強嗎？昨天我看報，李顯龍總理出席一個獎學金晚宴時指出:「作為一個國家的新加坡，都需要全體國人在這多元種族和宗教的社會裏團結一心，互相關懷，加強對彼此的關懷。」說得太對了，問題是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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