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著名新月派詩人朱湘由於個性孤高，長期失業，加上為病患所困，最後投江自殺，死年僅29歲。朱氏曾經放洋留學，回國後又曾任大學英文系系主任，按理生活不致潦倒如斯。主要還是因個性問題，死前一年因與校方衝突而離職，只能以寫作賣文維生。
寫作如果由「副業」轉為「正職」，注定是要遭受白眼的。據說當時有雜誌向他約稿，他開出價錢，新詩索取4元一行，編輯當時很生氣，拒絕刊登他的作品。這也難怪，換轉是你，也可能有同樣反應。4元一行，字數沒有規定，世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你為生計，硬是寫出很多行，那還了得？
所以文學，尤其詩歌，一涉金錢便俗。我國戰國時代偉大詩人屈原創作不少優美詩章，可從不以文學為業。40年代文學界曾掀起過一場屈原是否同性戀的爭論。1944年孫次舟教授發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首次提出了「文學弄臣」的稱呼。這個稱呼說明：「弄臣」是職業，文學只是副業。當然屈原也未必淪落到弄臣的境地。《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分明是國家寵臣，這也是他的正當職業。整個文學創作事業是屈原被疏遠後的事情，事實上屈原也不曾以此為「業」。文學傳世，主要是發抒心靈，作品得到後人共鳴，屈原在其中沒有分享半點「稿費」。
解決生計之道都是為官
或者說戰國時代湮遠，沒有職業作家出現，不足為奇。但就是唐朝盛世，似也不聞有詩人或作家以寫作為業。就用李白和杜甫為例吧。李白很早已負詩名，當時賀知章把李白推薦給唐玄宗，召見於金鑾殿，帝親為調羹，並召供奉翰林。後李白以脫靴事得罪高力士，自知不為親近所容，因而辭官遊歷名山。由整件事可見，哪管你是文學奇才，解決生計之道都是為官，李白不是良好僱員，得罪「老細」，文學創作成大名，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但始終未能因此「搵到食」，所以後來李白失節參與永王璘謀反，幾乎因此喪命，就知文人（尤其低政治智商文人）有時也很以建功立業為念。
杜甫和李白差不多，都是一名差勁的「職人」。杜甫初應進士不第，他嘔心瀝血，寫成《三大禮賦》晉獻玄宗，因此獲授兵曹參軍這樣一個小官。其後唐朝亂世，肅宗即位，杜甫輾轉獲授右拾遺這麼一個較高官職。但文人的耿直卻使他因為房琯求情而觸怒肅宗，得到被貶官的下場。此後杜甫轉徙流離，晚年入蜀依附嚴武，和李白醉酒要高力士脫靴一般犯了一個相近似錯誤：憑醉登嚴武之牀，以此得罪嚴武，此後便過着更不堪的生活。我們的偉大詩聖，一生生活艱困，衣食不繼，餓死幼子；或者因為營養不良，晚年脫髮掉牙，獨倚江畔，百病纏身，最後還食了一隻「因啖牛肉白酒暴卒」的「死貓」。
由這些文人的遭遇來看，沒有了做官的生計，任憑你的創作天份有多高，都無法靠它謀取較安穩富裕的生活。但也許因窮而後工，你的「副業」才能臻於至善，為你留下千秋（文化）功業，但這往往都會發生在你死後。
解決個人生計，在古代似乎較現代容易。除了做官有俸祿以外，無法進入官場，在文學好歹還是很普及的上流社會活動的情況下，倚賴一些愛好文學（不管是不是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包養，也未嘗不是一種好出路。說到這，我即時就想起南宋的姜夔。姜夔一生未嘗做官，浪跡天涯，清貧自守。他和當時幾個文人如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等交往，特別是范成大惜才，盛情款待這位飄泊無依、寄人籬下的才子。這種文人相惜之情到了什麼境地？姜夔作了《暗香》、《疏影》兩首詠梅曲給范，范喜不自勝，把歌妓小紅（「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的哪個小紅）贈之。過些時日，姜夔出入貴冑張鑒之門，就在哪裏過了十年。沒有生活上的苦困，也就是解決了職業所需了，詩人可以專心做他的「副業」，成為一個兼通詩詞音律書法的全才。
翻看一部中國文學史，「職業」上有成就的人做不了偉大文學家，相反靠不同方式存活，但卻苦心孤詣從事創作，天生抱負要把作品精益求益的人，卻能經過時代的洗禮，成為擺得上文學殿堂中的傳世作品。
這樣說，在報章連載的小說、或專欄作家日日要交「貨」的所謂「創作」，都是某個時候某些人物賴以維生的職業，大體不能蘊構上乘文學作品。「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這些操作，大都在沒有實質報酬之下完成的。真正有文學家胸襟的人，倒也不很在乎什麼名成利就的。
